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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色——神

  

赵 殿 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1期)

    三星堆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色或许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神。首先,它是神圣的,它以祭神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原始宗教体系和多方朝觐的宗教圣地;其次,它是神奇的,在人像、神像、器物的造型艺术上具有奇特的形式和手法,并且被注入了人的灵气和情感;第三,它是神秘的,不仅历史上对三星堆遗址没有任何记载,而且这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的出现和消失又是那样突然和诡秘。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三星堆文化是一个“神奇”的文化。
    一、神圣的原始宗教信仰。
    三星堆文化的繁荣阶段,在三星堆遗址内外发现了许多器物坑,埋藏着大量奇异精美的文物,目前己基本认定是祭祀坑。其中1986年一号坑出土器物420多件,二号坑出土器物1100多件,1929年月亮湾器物坑出土器物400多件,1987年仓包包祭祀坑出土器物40多件,1976年高骈器物坑出土器物10余件,1990年盐亭麻秧器物坑出土器物10多件[注1]。这些祭祀坑出土器物种类繁多,但就其性质而言大都与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有关,主要是成组成批专门用于祭神的文物。
    祭祀坑中的文物主要可以分为人像、神像、神树祭坛、灵兽、礼器、祭器等几大类。人像类包括各种按真人大小用写实手法制造的青铜像,如通高2、6米的立人像、数十件人头像、跪坐或站立的小人像等等,它们可能是参加或主持祭祀的巫师、首领乃至国王。神像类包括各种青铜面具和眼形饰件,如宽达1、38米的突目大面具、成对的勾云饰突目面具、数十件可悬挂的半圆形面具、以及人面像、兽面具等,是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塑造出令人崇敬供人膜拜的神像,可能主要是祖先始祖之神。神树有大小八株,最大的高达4米,上面有鸟、龙、仙果等神物;神坛数件,有的用灵兽、祭师、神殿构成完整的祭祀场面,表达了天地人三界的宇宙观念。动物造型种类繁多,形态生动,有的做成人首鸟身等形式,主要有鸟、鱼、蛇、虎、龙、凤等。礼器类包括以尊、垒为主体的青铜礼器和以玉璋、玉璧为主体的玉石礼器。祭器主要是祭祀中使用的器具和物品,如瓮、盘、盏、器座等陶器,象牙、海贝等物品[注2]。。
    这些器物都蕴含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和意识观念,构成了一个独特系统的原始宗教体系。这种原始宗教是以万物有灵的灵神崇拜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对天地万物的自然崇拜、对氏族标志物的图腾崇拜、对始祖先辈的祖先崇拜等方面或阶段。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这种原始宗教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融合了多方面的内涵,并且通过具体的器物造型反映了出来。其中主要有以“神树”崇拜为集中代表的对天然物体的“自然崇拜”观念;以“鱼、鸟”崇拜为突出特征的“图腾崇拜”习俗;以“眼睛”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纵目神”蚕丛的祖先崇拜等等;并且通过以雕像群体所表现的巫祭集团组织和主持了宗教祭祀活动。这些巫祭是处于人神中介地位的特殊人员,是一切涉神功能、涉神需要、涉神活动的体现者和组织者。“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以巫祭集团贯穿起各种宗教活动,构成了三星堆时期精神文化的基本框架”[注3]。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成为了这种宗教构架的生动写照。
    三星堆遗址由于经常举行宏大而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加上它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吸引了远近众多民族和国家前来交往,使三星堆古城成为了多种文化交汇在一起的古代文明中心。在祭祀坑、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己包含有许多远方的文化因素,如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铜牌和陶器),商文化(尊、垒等青铜礼器和璋、璧、戈、圭等玉石礼器群),良渚文化(玉锥型器及琮、璧等礼器)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可能与南亚乃至西亚的古代文明有关,如金杖、金面罩的使用,神树的造型,人像的塑造等[注4]。经鉴定,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和象牙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及其沿海地区。三星堆铜人像的形象、装束、大小有很多不同,可能反映了参加祭祀者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或群体,众多的动物雕像则可能是代表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有的学者认为其中还有来自良渚文化的神像[注5]。从总体上看,三星堆文化是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发展起来的,而外来文化的加入又大大促进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展进程。各种文化往来的时间和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型宗教活动的吸引力产生的强大凝聚作用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星堆古城大约己经成为了一个多方朝觐的宗教圣地,它以祭祀活动的形式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社会的繁荣。正是多元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才创造出如此光彩夺目的三星堆文明。  
    二、神奇的造型艺术杰作。
    三星堆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涵,是用高超的艺术手法,通过具体的艺术造型表现出来的。由此产生的一大批造型艺术的杰作,具有神奇的形态和强烈的感染力,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留下灿烂的篇章。
    三星堆文物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数百件大小青铜雕塑作品,包括立人像、小人像、人头像、人面具、神树和各种动物造型。通高2、6米的青铜立人像(K2②﹕149、150),人体身高1、7米,比例匀称,端庄严肃,身披法衣,站于祭台之上,是指挥整个祭祀活动的群巫之长,也可能就是国王。这是一件写实主义的园雕精品,己具有高座纪念碑式的艺术效果[注6]。通宽1、38米的大型铜面具(K2②﹕148),则用变形夸张的手法,使五官特别是眼睛极度突出,表现了它作为神像的特有气质,是一件浪漫主义的杰出作品。高达4米的神树(K2②﹕94),不仅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高的单体青铜器之一,而且用飘摆的枝叶、骄健的巨龙、欲飞的神鸟、鲜熟的果实等奇物加以装饰,突出了该树作为天梯和圣界的特殊功能。动物的造型神态各异,而且都充满了灵气,其中有一件雄鸡昂首长鸣,形态极其生动优美(K2③﹕107)。
    从雕塑的种类来看,三星堆文物中包括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片状挂饰等种,还有线刻、透雕、装饰附件等其他一些艺术表现形式。立人像、人头像、铜树等是圆雕作品的代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瞻。人面具是一种半圆形的高浮雕,可以高高悬挂起来,供人们从宽阔 的视角进行膜拜。兽面具和眼形饰件等浅浮雕是装在平面上的艺术品,有单方面的视觉效果。牌饰、鱼形挂饰等是悬挂在器物上的片状作品。玉边璋(K2③﹕201—4)上的祭山图是线刻艺术的杰出代表。   玉璋(K1﹕235—5)顶端的小鸟则是用透雕方法制作而成的。三星堆时期的造型艺术手法己经达到 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三星堆艺术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艺术作品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是贡献给神的圣洁之物,用以表达对神的信仰与崇敬,因而蕴含着人们深厚的情感和愿望,被塑造得极其生动而怪异。前面讲到的原始宗教的主要方面和内容,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有表现巫师祭司的一百多件雕像和线刻人像,每件人像的大小、形象、装束、位置又各有不同,分别放置于广场或厅堂、神树、神殿、祭山仪式等特定的环境之中,既反映出他们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不同身份和职能,又表现了他们是来自不同民族、地区、不同社会等级的巫师或酋长,成为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象资料。用于表现神像崇拜的大型面具和眼形饰件,则被制作成个体巨大、眼睛夸张、神态庄重,上百件一起被组装悬挂起来,形成强烈的宗教气氛。他们通过“眼睛崇拜”表现了对以“纵目”为主要特征的始祖神蚕丛的形象崇拜;而这种巨眼高悬的神像,有可能还是古代“蜀”字的起源所据[注7]。作为主要表现氏族部落图腾的数十种动物雕像,分别代表了参加祭祀活动的众多民族集团。当时的人们还能通过一些具体化的物体来表示地下、人间、天上等宇宙观念,并且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表现“三界”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对天地人神的崇拜(K2③﹕296)。通过高大的树木和鲜活的鸟兽、奇异的饰件,又表现出神树具有天梯和圣地等内涵,使其在祭祀仪式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们还能用构图复杂的组画,表现“祭山”等完整的祭祀活动场面。
    总之,注重人像动物形体的塑造,用优美生动的造型艺术作品表达复杂而抽象的思想感情,反映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些艺术品之中蕴藏着许多神奇的故事和理念,有待人们去探寻。
三、神秘的文明起源与消亡。
    三星堆遗址在史书典籍中没有任何记载。清代《汉州志》有“三星泮月”之说,那只是对这一带地形环境的描写,被称作“汉州八景”之一,与历史文化无关。如此宏大的古城,如此发达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出现和消失得这样突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迷团。
    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三星堆文化的时代、地域和文化性质之迷。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和三星堆遗址的正式发掘,是从1980年开始的。经过二十年的不断努力,目前己初步弄清它是距今五千至三千年前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开始时称之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可分为四期,各期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相似的文化遗址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直到三峡内外的广大地区。在长达两千年、宽达上千公里的时空范围内,它是一个还是几个文化?有几个区域或类型?其性质、面貌和关系如何?都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目前主要有“一个文化的早晚两期”(将遗址一期和二三四期分开)、“两个文化”(一期又称宝墩文化,二三四期专称三星堆文化)、“三个文化”(一期称宝墩文化,二三期称三星堆文化,四期称十二桥文化)等几种看法。笔者倾向于用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来分别加以命名,并且与周围先后存在的遗址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文化体系;而成都平原和川西、川中、川东、鄂西等地的相关遗存,则可能是不同文化阶段 的一些地方类型[注8]。构筑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是利用考古材料解决历史和文化问题的重要基础。各学科专家特别是考古工作者应该通过深入的发掘和研究,为破译三星堆之迷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之迷。从目前发现的大量遗迹遗物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的繁荣时期,己经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是谁在这里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有的同志认为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能研究这种历史问题。但这又是无法回避的,是各学科研究者包括考古工作者应该回答的问题,而且目前己有丰富的实物资料可供研究。虽然考古学文化并不等同于历史王朝和分期,但重大的考古现象必然留下历史的痕迹,并与同时同地的历史进程产生一定的联系。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中心地区发展了两千多年,肯定与在此形成的古蜀历史有直接的关系,问题在于如何论证得更加合理。由于蜀史的文献记载十分简略又充满神话色彩,给研究带来了困难,形成不少分歧意见,也增加了探索工作的神秘感。我们认为,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最后在秦汉初期融合于多元一体的汉文化之中,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序列,也可以说是一个古代文明形成、发展、消亡的完整历程。从总体上看,它所反映的应该就是古代巴蜀特别是蜀人的历史进程,或者说是巴蜀文明兴亡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其中距今4000—3000年间的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是第一个发展高峰,是巴蜀文明正式形成的阶段[注9]。处于这一时期的“三星堆文化”的主人,目前主要有“鱼凫氏蜀王”和“杜宇氏蜀王”两种看法。我们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即鱼凫氏蜀人是三星堆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注10]。上述哪种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蹄,尚待更多的材料和更深入的研究加以验证。
    第三是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之迷。这是一个更加难解的古史之迷。三星堆文化看似非常突然地出现在川西平原之上,并形成繁荣而奇特的古代文明。它包含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以及南亚、西亚地区的文化内容,更有一大批独树一帜的器物和艺术作品。近年来发现的宝墩文化遗址群,又为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本土渊源提供了线索。三星堆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从史料传说的角度,又有蜀人来自西部山区等说法,夹杂在神话故事之中。研究的角度也有“传播论”和“影响论”等不同的观点。有的更具体指出是来自舜“窜三苗于三危”,“早期蜀人是由当地的濮人和西迁的部分三苗之众融合而成的” [注11];有的说“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 [注12]。笔者认为:影响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可能是以本地文化为主,吸收多种外来文化而成的,其中可能包括三苗(石家河文化)、夏(二里头文化)等因素,但不一定就是在舜迁三苗、桀奔南巢时才传入的。三星堆文明正是多元文化撞击而生的文明之光,具体分析各种因素的来源,将有助于解开三星堆灿烂文化的起源之迷。
    另一个重大的迷团是三星堆文化为什么突然消失了。从三星堆遗址的情况可以看出,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和古遗址群,在商周之际突然废弃,至今此地仍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地形地貌,既为我们存留下宝贵的遗产,又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迷茫。废弃的原因目前主要有水患说、迁移说、亡国说、改朝换代说等。笔者倾向于最后一种意见,并曾从遗迹遗物与史料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在“商周之际或西周前期大约有一次杜宇取代鱼凫、强行改变三星堆文化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变革。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历史课题” [注13]。上述各种看法都还未能形成比较公认的结论,三星堆遗址的突然荒废和三星堆文化的迅速消失仍然是个未解之迷。
    神秘的三星堆之迷还有很多,如古城的兴建与布局、祭祀的形式与目的、人群的族属与构成,甚至于在每一种文化现象、每一件特殊器物中都有许多待解之迷。神圣的信仰是主体,神奇的艺术是其表现形式,神秘的历史是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神奇”的三星堆。三星堆古代文明正是以其神秘的历史、神奇的艺术、神圣的信仰而具有神话般的色彩,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因而充满无穷的魅力。

 

注   释

[1]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见《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9年)和《文物》1987年第10期、1989年第5期上的两个简报。1929年器物坑参见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文物》1979年第2 期。仓包包祭祀坑简报发表于《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高骈器物坑见敖天照、王友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第9期。盐亭器物坑见赵殿增《绵阳文物考古扎记》、赵紫科《盐亭县出土古代石璧》《四川文物》1991年第5期。      
[2] 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人神交往的途径——三星堆文物研究》《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年。
[3] 赵殿增《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1期。
[4] 参见1989年10月《四川文物  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霍巍《试论三星堆文化与西亚文明的关系》等有关文章。
[5] 张明华《良渚兽面纹为虎纹的又一重要例证》《中国文物报》1998年9月9日。
[6] 李松《三星堆青铜雕像群的美术史价值》《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7] 赵殿增《从“眼睛崇拜”谈“蜀”字的本义与起源》《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      
[8] 赵殿增《略谈巴蜀文化与巴蜀文明》《巴蜀文化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9年。
[9]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文明进程的探索》1999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待刊。
[10] [13]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  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11] 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文物》1997年第5期。
[12] 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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