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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蜀都源流再探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敖天照
(原载《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

 
      内容提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四川工作队在四川北部几处发掘出土的早于三星堆一期文化遗存的遗址,是探索三星堆“古文化”渊源的重要遗址;三星堆早期蜀文化的源头,应是从岷山顺水来成都平原的蜀人与土著人结合发展起来的,其他地区族团的融入已属后来。古蜀文化在发展中的渊源在早期蜀文化基础上,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夏商时期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的古文明等因素,加以自己的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复合文化;最终发展成为既与中原文明有联系,而又具有相对独立的、高层次的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金沙遗址与古蜀文化系一脉相承,三星堆蜀都古城应是在遭受特大洪水危害后将政治中心转移至成都。
关键词:三星堆  蜀都  文化遗存  源流  土著文化  早期蜀文化  古蜀文化

 
      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在1987年5月亲临三星堆遗址现场考察以后,在座谈会上对该遗址性质的定论①。1999年6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苏秉琦教授又明确指出“三星堆是方国”。“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 ②。从考古调查发掘得知,三星堆文化共分四期,第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740~4070年左右,第二期相当于夏代至商代前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070~3600年左右。第三期相当于商代中晚期,测定年代在距今3600年~3200年左右。第四期大约处在商代末期到周初,测定年代约在距今3100~2875±年③。延续发展达2000年左右。从1986年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大量青铜器的情况考察,大约在三星堆文化的第三期,即相当于商代中晚期,三星堆蜀都古国已发展成为凌驾于若干早期国家之上,称霸一方的“方国”,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国,是“与商王朝都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二者之间不存在权力大小区别④,都是称霸一方的王国。三星堆蜀都古国是长江上游中华古代文明最杰出的代表,是我国青铜时代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古国。蜀国古都三星堆文化的源头,早已引起了不少学者关注和探索。近年来已先后发表了不少论著。笔者工作在三星堆博物馆,也想对三星堆蜀都古国的源流,再作粗浅探讨。
      一、三星堆“古文化”的渊源
      说到蜀国古都的起源,还得先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古文化”渊源说起,三星堆遗址有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存,早已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从出土的器物、地层堆积及碳十四测定标本的年代所证实。龙山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1934年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博士第一次在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阶地发掘,从出土的石器、陶器残片及玉器等器物考察,已将其早期年代定在“铜石并用时代”,并提出了“广汉文化”的称号⑤。1942年《说文月刊》发表林名均著《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中说:“溪岸溪底遗物不属于同一时代,溪岸文化遗物,属新石器时代末期,溪底墓中玉石器,当为周代之物”⑥。1946年,华西大学博物馆前任馆长郑德坤所撰写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中的《广汉文化》专章,提出“古蜀文化为独立的文化”,“广汉土坑文化年代或可定为东周,文化层则为四川史前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⑦。1963年9月,在四川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指导下,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在月亮湾遗址发掘,由川大马继贤教授撰写的《月亮湾发掘追记》中说:“月亮湾一期文化与三星堆一期大体相当”⑧。即月亮湾一期文化同属新石器时代晚期。1980年5月~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馆配合三星堆砖厂取土,在三星堆北侧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地层堆积共8层,除耕土层和5、7两个“间隙层”外,其余5层文化堆积分别定为三星堆一、二、三期文化,推测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并根据其文化遗存分布及同其他文化的关系,正式提出了“三星堆文化”命名的建议⑨,引起文物考古界的一致赞同。1984年考古队在三星堆遗址西泉坎梁子发掘,出土有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鬹等,发现了比较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堆积⑩。
1986年春,省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联合在三星堆遗址发掘1325平方米,文化层最厚的达2.5米以上,早晚地层堆积可分16层,最早的地层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740~4070年左右,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三星堆遗址上限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碳十四测定的数据有4740±115年、4170±85年、总的看在4800~4000年之间⑾。
       以上情况,说明三星堆遗址早期的文化遗存在遗址区内相当广泛,三星堆遗址文化遗存最早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4800年,其古文化的源头,就应当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去寻找。
      目前看来,对三星堆古文化的渊源有几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与绵阳边堆山、广元邓家坪、张家坡、中子铺等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关,三星堆古文化的源头应该在四川盆地的北部边缘。1989~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先后在川北的广元、绵阳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这以前1986年、1987年、1988年已在川南的乐山、汉源、川东的万县,后来又在彭县、成都地区及川北的绵阳、广元等地作过考古调查),发现川北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大体是:“中子铺遗址距今约6000~7000年,张家坡遗址及中子铺晚期遗存距今约5500~6000年,邓家坪遗址距今约5000~5500年,边堆山遗址距今约4500~5000年”⑿。这些遗址有的文化特征可以与三星堆文化衔接。“三星堆文化的石器明显和这些新石器遗存一脉相承的——以小型化的斧、锛、凿为主,许多器形都基本相同。三星堆文化的陶器好些特征也可以从这些新石器遗存中寻到相同或相似的共性”。“邓家坪和边堆山数量逐渐增多的细泥灰陶。直接影响了三星堆文化,以致发展到三星堆一期基本上是以这种陶质为主了”⒀。
       有的学者认为,“该遗址(指边堆山)文化内涵单纯,文化面貌与三星堆第一期遗存最为接近”。便建议将这一类遗存命名为“边堆山文化”,而将三星堆第一期遗存归于其中⒁。
      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与新津宝墩遗址有相似的因素”“在三星堆一期文化中有一部分宝墩遗址的文化因素,因此可以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源头之一即是新津宝墩遗址⒂。
      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宝墩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这不仅在地层上有明显的证据,就其文化发展渊源也是十分清楚的,宝墩文化阶段已为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⒃。这一论述是在2002年4月《巴蜀书社》出版的《古国寻踪》专著中提出的,书中还说:“三星堆文化的出现在考古上显得很突然,仿佛从天而降。而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的发现及宝墩文化的确认,便找到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渊源,三星堆文化乃是根植于宝墩文化,并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一些因素,发展起来而成为中华文明中一颗耀眼的明珠⒄。早在1997年《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已提出“宝墩文化在时间上先于三星堆文化无可辩驳的事实,三星堆遗址已有明确的层位依据,且在宝墩文化的第四期已出现三星堆文化的因素,说明时间上也相衔接⒅。”“宝墩文化上限可推定在距今4500年……最晚的一个在距今3700年左右,……再据宝墩文化下限与三星堆文化正好衔接,那么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正好是宝墩文化的下限,而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有众多的碳十四年代数据,约在距今3700年左右,因此我们可将宝墩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定在距今4500~3700年左右⒆”。
      也有的学者在分析对比宝墩遗址与三星堆文化的特征后认为:“宝墩诸遗存所出土的遗迹遗物与三星堆出土的遗迹遗物,其特点和文化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应属同一文化内涵……并不存在‘宝墩’向‘三星堆’发展的时空关系,更无法证明‘宝墩’的末期正好是三星堆的一期(20)”,“三星堆遗址从距今5000年的年代至距今3000年是没有中断过的。其250厘米厚(1986年春发掘出土)的文化堆积叠压关系明确显示了这一点。因此,三星堆遗址的陶器发展演变也是有着自己明显而清晰的脉络(21)”。
       笔者从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上看,宝墩遗址最早的年代距今是4405±95年(22),三星堆一期文化最早的年代是4740±150年(23);比宝墩遗址最早年代早300年左右,确实无法说明三星堆文化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从陶器上看,早期文化遗存都是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形也都有平底器、宽沿器、圈足器、花边口沿器,陶器纹饰上都有绳纹、刻划纹、戳印纹等。石器、城墙、建筑也大同小异,应属同一文化内涵。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邹衡教授说:“根据三星堆这个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文化的晚期,因为有些陶片同中原龙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风完全一样。(24)”宝墩遗址早期的陶器也相当于中原龙山时期,但其最早年代比三星堆一期文化晚,至于有的陶器风格不同,可以按照有的学者的提法“它应归属三星堆文化‘宝墩类型’,犹如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分为‘半坡类型’、‘马家窑文化类型’、‘庙底沟类型’,以及诸地区的龙山文化等一样(25)”,以示区别。本来三星堆遗址和新津宝墩、郫县古城等几处遗址都处于成都平原,相距不远,而三星堆文化早已四处幅射,影响整个成都平原,新津宝墩等遗址,确不受其影响,反而晚于三星堆一期的文化遗存却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传承关系”或是叫“直接发展”的关系,确实难以理解。据有的学者分析,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三件圈足豆残件,与新津宝墩的圈足豆比较,就断定“三星堆一期文化的这种圈足是受到宝墩遗址的影响,并且在时代上也比宝墩遗址出土的稍晚。三星堆一期文化陶器的唇面上压印绳纹装饰及花边的做法,只有一部分而远不及宝墩遗址的普遍。可能的情况是新津宝墩遗址的时代要早于三星堆一期文化。(26)”笔者认为,这些推断,也可能为时过早 ,三星堆遗址经过十多次考古发掘,采集的各类陶片,存放在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数百袋,约数十万件,早期地层出土的圈足豆和陶器绳纹及花边做法,肯定不止已公布的数量,尚待整理以后,再作判断为好。笔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源头,还是按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四川工作队在四川北部几处发掘出土的早于三星堆一期文化遗存的遗址,作为三星堆“古文化”的渊源所在,比较恰当。
      二、三星堆早期蜀文化的源头
      三星堆一期文化是“地道的土著文化,所以渊源,应当从更早的土著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27)。所谓土著文化,就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本地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从四川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来看,过去已发现的地点有资阳、铜梁、汉源等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四川已发现有200多处,东起巫山、大溪,西至雅砻江、大渡河,北自阆中,南到长宁,都有发现;(28)。成都平原更为密集。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4800年前就有土著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三星堆第二期“判然有别”的文化遗存的发现,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三星堆一期出现的平底器、宽沿器、圈足器、喇叭口形器、花边口沿器等,在二期文化中继续出现,另出土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鸟头柄勺、瘦高袋足盉等典型陶器群,从文化面貌的变化说明三星堆二期开始进入了古蜀文化时期,这已被多数学者所公认,在第一期与第二期文化面貌有显著变异,第2、3、4期则一脉相承,连续发展演变。这反映了一、二期之间,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突变,而这种突变毫无疑问的是另一支文化战胜土著文化的结果(29)。但其渊源何在,又有几种说法。
      《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意聚蜀山氏女,生于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候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把古蜀历史渊源,归在三皇五帝的人皇,黄帝身上。
      有的学者认为“蜀人最初居住在四川西部的蜀山,而是后来才沿岷山而下迁居成都盆地的(30)。”
      当时的“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水域,湖沼未涸,善于捕鱼的水鸟“鱼凫”随处可见,进入成都地区的这支蜀人,一面在平原丘陇地上耕种,一面学会驯养鱼老鸹(鱼凫)捕鱼,这支蜀人后来就被称为“鱼凫氏”,其子孙也以鱼凫为图腾(31)。
      三星堆遗址地处沱江冲击平原地带,平畴沃野,物产富饶,经彭县海窝子,顺湔江而下的鱼凫氏,到达鸭子河畔,征服了三星堆土著人后,占领了新石器晚期的聚落地,在月亮湾阶地与西城墙间,首先建起了土城堡,林向教授在他“蜀与夏”的文章中说“1998年初,在三星堆遗址的夏商城址内的月亮湾地点,就新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城墙基址,”并说“从地下发现看,成都平原当时至少有2~3个古城是同时并存的,还不计那些已破坏无存的、埋藏地下尚未被发现的” (32)。我们认为,月亮湾古城的建筑方法,就比较原始,自西向东呈斜坡状,一面垒土加厚前后几次堆筑。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郫县古城等处,筑城墙的方法与月亮湾古城类似。月亮湾古城基脚就可能与西城墙中部向东转角的一段南城墙相连,呈长方形,总面积约0.4平方公里。这段古城墙被后来马牧河涨特大洪水冲毁了(33)。西城墙外仁胜村公共墓地的发现,从时代上看,可能就与月亮湾古城有关。进入成都平原的鱼凫氏族,也肯定不止月亮湾一处,同时,有的蜀人也可能是经灌县,顺泯江观口的几条支流,先后到达了都江堰、郫县、温江、崇州、新津等地,也征服了当地的土著人,而建立了小城堡,从温江“鱼凫古城”的发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的存在。这些小城堡与早期城邦相似,附近乡村属其统辖。其时间可能还处在龙山时代晚期,处于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转变阶段,要在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形成真正的城乡分离,农业、手工业分工,商品交换的市场形成以后才算跨进了奴隶社会开始向文明迈步。当时这些土城垣的功能一方面可能是作为保护统治者自己,“并为镇压居住在他们周围原野的被征服部族之用”(34),另方面可能是为了抵御洪水袭击的需要,而用土垒筑的“防水的必要设施。”三星堆遗址,周围除仁胜村、大堰村、回龙村等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有密集的古遗址外。东南乡金华村、兴隆乡烟堆子、金鱼乡石佛村、以及鸭子上游的什邡马井乡人民村、大碑村、彭县罗万乡三包村等地点都分布有古蜀文化遗存(35)。从月亮湾城外的公共墓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其时代应早于其他古城,已出土有精美的玉石器,可能最先进入奴隶制小国范畴。
      也有的学者把三星堆文化及早期蜀文化的渊源,按照现有学术观点,归纳成“土著说”、“东来说”、“西来说”和“北来说”等不同的4种(36),把三星堆一期文化与早期蜀文化等同起来。事实上三星堆一期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2~4期文化,才能说是早期蜀文化,所谓“土著说”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应该在比本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去寻找,本来四川巫山龙骨坡洞穴曾出土四枚距今约200万年的古人类牙齿化石,这也许是亚洲发现年代最早的人类祖先(37)。四川汉原县富林镇附近和铜梁县张二塘处均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古遗址,铜梁遗址据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21550±310年,大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晚期文化遗存年代大约在距今6000~5000多年”(38),广元中子铺至绵阳边堆山遗址的年代距今均在5000~7000年之间,当属四川地区的土著文化遗存。东来说中,罗二虎先生所说的“三星堆文化与大溪文化关系密切,它继承了后者的一些因素,”也是指的新石器时代。北来说,徐学书先生认为“陕西城固商末周初青铜器群可视为三星堆青铜文化的源头”。这是指的早期蜀文化发展时期的渊源。
      我们所说的早期蜀文化的渊源是指三星堆二期文化的源头,按西来说中,王家祐、李复华先生认为,“既然成都盆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存在一种土著文化,自然要与蜀山而来的蜀人文化,融合为一种新的青铜时代的文化,而这一新的文化即是我们称之为早期蜀文化,其内涵就包含了蜀人本来的文化和成都盆地的土著文化两种文化因素,这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三星堆早期蜀文化的渊源。”(39)另外,高大伦先生在他的《古蜀国鱼凫钓沉》一文中提出“可以把鱼凫族文化源头追溯到湖北宜昌白庙文化或三星堆二期时期,宝鸡 鱼国墓地主人……是鱼凫族的一支(40),”笔者认为后两种说法很有见地,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多种民族(部族)或民族集团,共同创造的一种文化。笔者认为三星堆早期蜀文化的源头,应当是从岷山顺水来成都平原的蜀人与土著人结合发展起来的,也有其他地区来的族团,但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三、三星堆古蜀文化发展的渊源
      三星堆古蜀文化之所以能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其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渊源,是来自四面八方广泛的文化交流,积极开放的结果,这可能是研究三星堆文化学者们的共认。前面谈到早期蜀文化的源头有的学者认为是蜀山来或是从湖北宜昌等地来,进入成都平原后,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早期蜀文化,范围较为广泛,目前已知属三星堆古蜀文化的遗址达数十处,有的地点,还先后修筑城垣,建立了城堡。新津宝墩古城面积0.6平方公里,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面积为0.3平方公里,都江堰芒城和崇州紫竹古城面积才0.1~0.2平方公里(41)。三星堆二、三、四期文化中,出土一批属古蜀文化比较典型的陶器群,如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管足盉、三足炊器等,鸟头把勺的残勺把所塑造的鸟头在三星堆遗址出土不少,多数鸟头是勾喙,象征长颈鱼凫头,很有特色。有的学者认为这类鸟头把勺,并非一般的普通实用器,乃是在特殊的宗教礼仪场合用以舀酒的神器,鸟头把勺与三星堆早期古城墙的出现,显示出两者之间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42)。也可能是宗教神权的产生。
      早期蜀文化在成都平原的连续发展,先后修筑城堡,建立蜀国,这种最初的城邦式的原始国家的出现,不止三星堆一处。最大的已发掘出土的新津宝墩古城面积只有0.6平方公里,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成都平原逐步进入了古国阶段,经数百年长期孕育,一个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周围乡村构成的小国不断涌现出来,城邦逐步进化,多个小国并列的奴隶社会逐步形成。三星堆遗址石雕跪坐奴隶像的出土就是很好的说明,再从三星堆早期的月亮湾古城西城墙外,龙山时期公共墓地出现的情况考察,据已发掘清理的29座墓葬的情况来看,有17座墓出土有随葬品,玉石器居多,有直径5厘米、周边有一牙、中间有圆孔的玉牙璧,有一面凸一面平的玉泡形器,有指头大的远道而来的黑曜石珠数十颗,还出土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风格的玉锥形器,反映了三星堆古蜀国早期文化交流之频繁,还出现有9个钻孔的玉牙璧(43),可能与古代占卜术有关。显然,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的交换,社会分工,引起了社会逐步分化,有的墓葬无随葬品的现象,已经说明士、庶之分已经确立,氏族制度已遭破坏,开始进入文明发展的阶段,赋有“神性”的陶鸟头把勺在三星堆周边地区存在,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在成都平原古蜀文化遗址的普遍出现,说明“以鱼凫王为核心的宗教神权政体已经形成,小城堡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根据阶级矛盾的逐步加深,部落联盟,城邦小国的联合及军事防御、防洪设施的需要,鱼凫王选择了在当时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较快,地望较好的月亮湾古国作为基础,建立蜀都。月亮湾古城地处成都平原北部,位于泯江支流湔江关口以下九大支流(古称湔江九河)最北边的鸭子河南岸,既有水利灌溉和水上运输之便,又有回避泯江主流免遭洪灾之患,月亮湾为二级阶地,北有西泉坎、南有三星堆高地作为古城轴线,在月亮湾古城堡的基础上,东边向外扩700多米处,修筑含土坯砖的城墙长1800多米,西边在原月亮湾古城的西城墙基础上加高,在西南角转角处向南沿长,古城南边向外扩展至三星堆后,再扩至龙背梁子,筑南城墙1100多米。扩建的城垣由主城墙和内外侧墙组成,东城墙还用了土坯砖,筑城方法与月亮湾古城迥然不同。逐步扩建成为拥有3.7平方公里的大城。北边靠鸭子河,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作坊,便于原材料的运输和采集,据调查发掘得知,古城北就有加工石器、玉器的遗迹遗物,从出土成吨的加工呈长方体的4件大玉料来看,(最大1件长1.05米、宽0.8米、厚0.5米,合计0.42立方米,约1吨重。)说明当时鸭子河南岸的遗址北部边沿已有规模较大的玉石器加工作坊。三星堆古城中心还有一条从西北流向东南的穿城而过的马牧河,生活用水、交通运输极其方便。三星堆高地约200米长一段,可能是早期的一段南城墙,后来,扩建都城在更南边筑南城墙后,三星堆便成为蜀国都城的大型祭祀土坛,从其南侧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的情况来看,这一带当是古蜀王国的祭祀活动区域,再从祭祀坑所出土的1900多件青铜器、玉石器、金器、陶器、象牙及4700多件海贝来看,三星堆古国之所以能在商代晚期发展成称霸一方的方国,除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之外,更重要的是积极对外开放,文化交流频繁。从陶器群中考察,它既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又富有复合文化的因素,陶盉就与二里头文化相似,只不过三星堆出土的封顶盉一般显得瘦高(44),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长方形镂空铜牌饰与二里头出土的几乎完全相同(45),说明早蜀文化发展中与中原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又如三星堆出土大号青铜神树旁,有一细长龙的形象,还出土有不少龙形饰件,及大立人像服饰的龙纹都与中原夏文化有关。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等礼器与中原商文化有关,器物上的“纹饰演变轨迹,也与中原地区是一致的”(46)。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也和二里头出土品相近似,二里头和广汉相距虽远,玉器的渊源还是清楚的,”“广汉发现这样的玉器是古蜀国受中原礼制影响的证据。(47)”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圭璋、也可能是与中原在文化交流中所采借,只是未受中原礼制所限,而有所创新。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群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金箔饰件等无论在中原、西北或长江流域的商文化区域中都没有发现过,因而在国内尚无同类资料可作比较。但与西亚青铜时代艺术的比较中,结合三星堆整个青铜文化面貌的内涵分析……,三星堆文化是在土生土长古蜀文化的基础上,既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来自西亚等古老文明的因素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比如西亚地区出土的大型雕像,多发现于宗庙祭祀场所(如神庙或露天的神庙广场)……,这与我国三星堆遗址及以红山文化“女神庙”的情况相似。在造型特点上………头顶水罐的妇女、长有双角的神头像、头顶盘辫、身着长袍、双手执物的立人像,在艺术风格上,表现手法上,也与三星堆铜像相似;在西亚地区也有雕像上覆盖金面罩、金箔的传统;古代西亚与三星堆类似的“神树”或“神柱”也时有发现。苏美尔人的城市文明中“神祗被认为是城市的真正主宰。神庙总是占据着城市中主要位置,也与三星堆古城情况相近(48)。笔者从三星堆古城西城墙外公共墓地的随葬品中,发现有几十枚黑曜石珠,据考查黑曜石系火山岩是随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其产地一在安那托得亚东部凡湖一带,一在安那托利亚西部阿西戈尔一带。东部凡湖一带的黑曜石已发现于沙尼达尔、耶莫等遗址。这一带的黑曜石还运至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是叙利亚、巴勒斯坦靠近地中海东岸一带地区的宠物。黑曜石也产于古希腊爱琴海中基克拉底斯群岛的朱罗岛(49),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文明中,青铜雕像、青铜神树、黄金面罩等都有发现。三星堆公共墓地出土的黑曜石,也很可能是通过贸易的多段交换而来,也说明三星堆文明与西亚苏美尔文明、古希腊爱琴文明有关,从“丝绸之路”看,古代的蜀国与西亚等地确实是有过文化交流。(50)”
      因此,笔者也认为,古蜀文化在发展中的渊源,是在早期蜀文化的基础上,既吸收了中原夏商时期的优秀文化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等古老文明因素加以自己的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复合文化。最终发展成为与中原文明有联系,而又具有相对独立的、高层次的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
      四、三星堆蜀都废弃的探索
      三星堆蜀国古都既然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那又为什么三星堆蜀都古城会在商末周初突然废弃了呢?如此发达的青铜文化又流向到了何方?这是在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一大批珍贵文物以后,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谜。既然这些“国之重器”已被砸烂、焚烧、掩埋,表明三星堆蜀国都城已经发生了重大事故,据考古发掘地层及出土器物年代分析,可知两坑的年代相距约百年。两坑器物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器(51),从同类器物之间呈现连续发展的文化面貌考察,“重器”被砸原因不是敌国入侵,而是三星堆古蜀方国内部政权的更迭所致(52)。有的说是在政权更迭中,被胜利者所毁,是“亡国宝器掩埋坑”;有的说是被战败者“自毁”,认为祖宗留下来的国家重器(53),岂能落入敌人之手,而在匆忙地祭祀以后,全部砸击焚毁埋藏起来的;有的说是遭受洪灾后,对“偶像失灵”的惩罚(54),有的说是开国大典,“封禅祭祀”,焚烧这些“重器”表示对神灵的无私奉献(55);,有的说是杜宇打败鱼凫后,杜宇氏用鱼凫氏的礼器祭礼自已祖先而设的带“厌胜”性质的埋藏坑(56),有的说,两个器物坑是蜀人“盟誓”遗迹,是各个族团摄于三星堆王权的压力,主动前来结盟、焚烧“重器”以“发誓神明(57)”。还有说两个器物坑是“蜀王大墓”或“陪葬坑”。埋的是死于非命进行火葬的墓坑,以及殉葬品(58)。笔者认为两坑的性质应该是鱼凫、杜宇王朝两次政权更替时的遗迹。不是“偶像失灵”的惩罚,也不是“盟誓”遗迹,因为土坑中不仅仅是埋的几件偶像,而是一大堆“国之重器”,也不是“蜀王大墓”,笔者认为蜀王陵墓应该在古城西方的西城墙外墓葬区,有可能是“青龙包”、“大包包”等平地窿起的几个大土包,应该是政权更迭的重大事变遗迹。一号坑是杜宇取代鱼凫时,“毁其宝庙,迁其重器”的遗存,《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古蜀先后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据考古发掘结合出土器物分析,起初三星堆古城可能是鱼凫氏族的城邦发展成为蜀国王都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不少陶“鸟头柄勺”,可能是一种鱼凫氏族象征性的图腾神器,《舆地纪胜》引卢求《成都记》中说:“当今灌县之东有鱼凫之国”,一号坑出土的黄金权杖上面的纹饰有鱼、凫和人面纹,当是鱼凫王权的象征。三星堆遗址与鱼凫有明显的联系,鱼凫氏族在三星堆建都立国,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不断繁荣,国力逐步强盛,疆域开始大规模拓展,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青铜文化日益发达,数百年后,在成都平原创立了称霸一方的古蜀王国,从一号坑出土的器物来看,当时的鱼凫王国,青铜铸造水平已经相当可观,青铜跪坐像、立人像、人头像、金面罩、金箔、玉璋、玉戈等,开创了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但是终于被杜宇所取代。《华阳国志•蜀志》所记“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就仙去了,“其民亦颇随王化去(59)。”
      鱼凫是打猎牺牲了吗,鱼凫被杜宇赶至湔江败走了吗,鱼凫的不少臣民也“随王化去”了吗。据任乃强先生在他的《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说:所谓鱼凫王“忽得仙道”,与“帝升西山隐焉”,实际上都是被迫移交政权(60)。”杜宇战败鱼凫王后,认为保留亡国之君的重器不祥,于是将其宗庙捣毁后连同礼器用器一并焚烧,特意挖深1米多的长方形土坑,将其用器全部埋入坑中。从一号坑出土约3个立方米骨灰渣的情况来看,还有可能是举行过胜利庆典后,“夷其宗庙、焚其彝器(61)”的。虽然何崝教授在他撰写的《商文化管窥》中说:中国古代有“碎物祭”的作法(62),但一般器物不多,打碎的祭器,多为陶器。三星堆祭祀坑中,众多的青铜器、玉器、金器、海贝等,被砸击、焚毁,应当是“犁庭扫穴”之举。骨灰渣中,还发现有大象“臼齿(63)”据此推测,还很有可能在举行隆重庆典,祭祀天地中,杀过大象等作为牺牲之用。
      朱提是蜀国故地,杜宇之时,大西南广阔地面,氏族部落已经林列,多个氏族公社已经出现。杜宇已经成为氏族公社首领。)酋长杜宇组织“运银铜至蜀市易”(64)(可见当时的三星堆蜀国古都已经有繁荣的大市场了,才能招至各地原材料上市贸易)。因杜宇知晓农艺技术,为蜀王鱼凫器重,和女利结了婚,“纳以为妃”(65)(笔者认为应在杜宇称帝以后),杜宇取得信任后,视机夺取了政权,别立“蒲泽氏”号望帝。有的学者认为杜宇是“从天坠”(66)疑他能“教民务农”是从华夏来。在这次宫廷政变中,还有可能发生战争。
      杜宇取代鱼凫后,并没有立即迁都,三星堆是蜀国古都,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在三星堆蜀都古城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狠抓农业。《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深得蜀人拥戴,鱼凫的“化民往往复出(67)”,原有工匠,积极参与各种手工业,杜宇在朱提组织了一批铸铜工匠,带上朱提之南的东川矿区的金铜原料到蜀都,促进了冶铸青铜工艺的大大提高,迅速恢复发展了西南地区繁荣的商贸市场,进一步促进了古蜀王朝的对外开放。成都平原的各国首领也纷纷前来朝觐,疆域更加扩大,按《华阳国志》中记,后来“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68)。”杜宇夺取蜀国政权之初“移治郫邑,或治瞿上(69)”,按任乃强先生著《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记,当时的郫邑在彭州的海窝子与虹口湔山一带。瞿上在彭州关口之天彭阙,曾经是蜀王柏灌、鱼凫最初立国之地(70)。应属于蜀国大都会三星堆古都的管辖范围之内,杜宇王巡视郫邑、瞿上也可能有他的行宫或是作治所留下一些遗迹,或叫“俗都”。因为三星堆必竟已经是三个多平公里的大都城,有数千米长、十数米高,四、五十米厚的古城墙基和城壕建筑,地势较高,距水又近,交通运输也便利。古都内已有大规模的玉石器制作、青铜器冶铸、金器加工作坊,经济基础雄厚。杜宇王决不会轻易放弃,到彭州西北山丘河谷一带去建都立国。虽然,张光直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青铜时代》书中说:中原三代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祀礼仪上的崇高地位,各代都有一个永恒的“圣都”,也各有迁徙行走的“俗都”。……而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的因素。张光直先生在最后一段“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中说,文明没有财富是建不起来的,……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是财富绝对积累和相对集中(71)。我很赞同张先生这段论述,虽然史书记载,成都平原有几处迁徙的蜀都,但只能是“俗都”,三星堆才是永恒的“圣都”。我还认为,三星堆古蜀王朝在建设蜀国大都会问题上,也不一定照搬中原建制,三星堆商代古城规模之大,军事防御、防洪设施之坚固,手工业作坊、商贸市场之繁荣,(鸭子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一直在通航)宗庙祭祀土坛基地之巍峨,城市其本建设之深厚,已经形成古蜀王朝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了,杜宇王朝决不会轻易放弃。三星堆蜀国古都,从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器,数十件各类人物雕像群,两米多高的青铜大立人像,近四米高的青铜大神树以及金器、玉器,比起一号坑的质量更高,数量更大、国力也显得更加强盛。“自以功德高诸王(72)”,说不定二号坑中的青铜大立人像,就是他自已,为了实施神权统治,巩固政权地位,他也尊重蚕丛为祖先神,二号坑出土的纵目大面像就是实证。大小铜面像,人头像也可能是代表各地的大小属国首领,铸造成铜像进入宗庙,显示其神权气氛,望帝杜宇能将古蜀方国发展到始此繁荣昌盛,确实是劳苦功高,可是他的后代,却开始好逸恶劳,逐步走向腐败,甚至把政权委任给了整灵。《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73)”《蜀王本纪》记载:“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74)。”当时的蜀国已进入奴隶社会,《华阳国志•蜀志》中,对杜宇称为“杜主” 即君主,说明杜宇开明之际,已是父传子的家天下了,王权不可能禅让。《蜀王本纪》记载:“望帝积百余岁。”应当是已两三代人了。《古文苑》章樵注引《蜀记》中说的“自望帝以来,传授始密”。因此不可能把王权禅让给鳖灵,杜宇趁鳖灵治水在外,与其妻通,鳖灵岂能罢休,也可能是鳖灵看到望帝的后代腐败无能,施美人计使杜宇丧失民心,而夺取其政权。一场宫廷政变,杜宇“帝升西山隐焉”。鳖灵取代杜宇之后,可能仍然采用“夷其宗庙,焚其彝器”、“犁庭扫穴”的办法,将亡国之君的宗庙捣毁后,又将“重器”全部砸击、焚烧,这次焚毁,可能更有其仇恨心里,将一尊望帝神像特意拦腰砸成两段,后在一号坑侧20多米远处掘一个5×2米的长方形土坑,将焚烧过的杜宇王朝所有宗庙用器等全部埋入土中,并将60多根象牙铺盖其上,以作厌胜之用。这可能就是二号坑的遗存。
      鳖灵开明取代杜宇之后,最初仍在三星堆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蜀都古城的基础上,立国建都。可能不久便遭遇一次特大洪水,延续使用一千多年的蜀国都城,被洪水冲毁了,中心区域月亮湾宫殿区也被洪水吞没了,马牧河水泛滥成灾,三星堆古城的中心区域,也就是月亮湾阶地的宫殿区及三星堆祭祀活动区全部被毁。至今三星堆古城中心,由西北流向东南的一段马牧河古河道,从三星堆到月亮湾南北两岸最宽处的河漫滩近700米,月亮湾台地南边的古城中心地段,被冲成了弯月形,台地东部因有人工夯筑过的城墙阻挡,便形成了月亮湾台地的南部湾角,台地东部被马牧河水冲刷的两岸最宽处已达1400余米,从现有三星堆古城地貌观察,古马牧河床及两岸已淤塞作耕土的河漫滩地已占古城面积一半以上(75)。。这次特大洪水的危害,在1986年春天,三星堆第三发掘区出土的第7层,相当于商末周初的地层堆积上,发现有20~50厘米的富水淤泥层(76)。, 该发掘区正处于马牧河南岸,证明当时的洪水已涨至三星堆台地上,古城中心已成一片汪洋,开明王朝才不得不已“移治郫邑”,古郫邑在彭州西北山区,地势较高。按照冯汉骥、童恩正教授在他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一文中说:据1929年以后出土的玉石器“推测广汉遗址的时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这一时期若是三星堆遗址最晚的年代,则与开明取代杜宇的时间相吻合,只不过考古发掘地层富水淤泥是在商末周初,与开明王朝在东周之世时间有差错,当另作专题考证。《路史•余论》中说:“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也可能金沙遗址就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的去向。2001年2月,成都西区苏坡乡金沙村修建工地,偶然发现的金沙遗址,经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发掘清理,出土了700多件青铜器和300多件玉石器,有青铜立人像、铜尊、铜瑗、玉璋玉戈、跪坐奴隶像,也有金面罩等,立人像等虽不如三星堆出土的形体高大,但其风格、文化面貌相似,特别是“金王冠带”上的图案,有鱼、鸟、人面纹与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相似(77)。,确证金沙遗址与古蜀文化系一脉相承,沿用2000年的三星堆蜀都古城遭受特大洪水危害以后,转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继续在成都延续发展。笔者以上推断也依据了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土的地层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末周初一直没有中断过的情况,不当之处还望专家指正。
注释:                                    
 
(1)见1987年5月,苏秉琦教授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座谈会上的题词。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3)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考古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4)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4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
(5)葛维汉:《广汉发掘简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六卷1936年。
(6)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1942年。
(7)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刊》1946年。
(8)马继贤:《月亮湾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
(9)王月鹏、陈德安、陈显丹、莫洪贵:《广汉县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科学出版社》1987年2期
(10)赵殿增、陈德安:《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生长点——苏秉琦先生指导下的三星堆考古》。
(11)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12)(13)(27)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
(14)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
(15)(26)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6)(17)(19)(36)(41)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巴蜀书社》2002年4月出版。
(18)(22)江章华、颜劲松、李明斌:《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
(20)(21)(23)(25)陈显丹、刘家胜:《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关系》、《四川文物》2002年第4期。
(24)周衡:《从三星堆文化看与夏商文化的关系》、《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28)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
(29)(42)段渝:《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30)(39)王家祐、李复华:《关于三星堆文化的两个问题》、《三星堆与巴蜀文化》1993年11月。
(31)(60)(64)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32)(44)林向:《蜀与夏》、《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
(33)见三星堆古城平面图,笔者随三星堆博物馆组织前去新津宝墩、郫县古城等处发掘现场考察,与现在还保留的月亮湾古城发掘横断面现场比较,一面加土垒成“斜坡状堆积”的筑城方法,基本相同。
(34)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
(35)陈德安、罗亚平、敖天照:《四川广汉•什邡商周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
(37)黄方波:《巫人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
(38)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0)高大伦:《古蜀国鱼凫氏钩沉》、《四川文物》1998年第3期。
(43)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及《鸭子河畔三星堆》、《旅行者》2001年。
(45)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46)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1993年。
(47)李学勤:《从广汉玉器看蜀与商文化的关系》、《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48)何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
(49)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史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
(50)张增祺:《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内涵分析》、《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
(51)(5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53)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及其性质分析》、《文物》1993年第11期。
(54)林向:《蜀酒探源——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之一》、《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辑。
(55)樊一、陈煦:《封禅考——兼论三星堆两坑性质》、《四川文物》1998年第1期。
(56)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57)王仁湘;《从月亮湾到三星堆——葬物坑为盟誓遗迹说》、《文物天地》1994年第6期。
(58)张明华:《三星堆祭祀坑会否是墓葬》、《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日。
(59)(66)(67)见《蜀王本纪》
(61)《国语•周语下》:“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墨子•非攻篇下》:“燔
溃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
(62)何崝《商文化管窥》、《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63)笔者在参加发掘清理摄影中亲眼所见。
(65)(68)(69)(72)(73)见《华阳国志•蜀志》
(70)见清光绪《彭县志》。
(7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75)敖天照:《三星堆文化浅说》、《德阳文史》第十八期2001年
(76)林向:《三星伴月话蜀都——三星堆考古发掘琐记》、《文物天地》1987年第五期。
(77)肖平:《金沙遗址:沉寂了3000多年的古蜀文明醒了》、《四川画报》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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