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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保护的实践与思考
 

(三星堆博物馆·张耀辉)

    三星堆遗址作为典型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以其宏大的都城气象、独特的出土文物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众多的古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世纪以来,我们不断探索其科学保护的有效途径,并在一定范畴内进行实践,既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对一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现缀以成文,权作引玉之砖,未当之处,敬俟专家学者匡正。

一、三星堆遗址七十年保护历程的回顾

三星堆遗址于1929年偶然被发现。1933(一说1934),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D·C·Greham)及其助手林名均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一带进行了首次考古调查发掘,如果以此为三星堆遗址保护工作的开端,至今已整整七十年。这七十年的保护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以1933年的首次发掘为标志,到1980年首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之前,为文化价值的认识探索阶段。

1933年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首次发掘,其成果被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评价为 “汉州(广汉旧名)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交往的证明”。①从此,“广汉文化”②成为四川古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③并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人的关注。其后的五六十年代,四川考古学人坚持不懈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发掘出土和收集了大量的玉石器、陶器、骨器和青铜器残片,并发现了一些房屋建筑遗迹。1963年,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教授的冯汉骥先生在的发掘现场做出了推断:“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处中心都邑”。“文革”期间,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陷于停顿阶段。

在这漫长的几十年中,三星堆遗址的价值被初步认定,大量出土文物得以回收和有效保护。但对三星堆遗址的保护仅限于考古调查、发掘和流散文物的收集,着重于考古研究和出土文物的保护,而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则基本处于空白状况。“文革”结束之后,百废待举,故无论政府还是学界,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保护古文化遗址本身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三星堆遗址尚未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民众也无自觉的文物保护意识。在1962年的土地改革中,东、西、南城墙、月亮湾城墙和三星堆土台等重要地面遗迹上的土地被分配给农民耕种,纳入了计税面积,这不但给城墙本体造成了破坏,也给后来的保护工作制造了障碍,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另外,农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对遗址造成了破坏,尤其是砖瓦厂的大量取土,极大地改变了遗址的地形地貌,不少富含遗迹遗物的文化层遭受破坏,其损失无法估量。所幸者,三星堆遗址地处乡村,没有受到后来城镇建设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

如上所述,此一时期是对遗址文化价值的探索及认识阶段,文物保护处于在出土文物的收集与研究这一初级阶段。

(二)第二阶段,以1980年首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为标志,到20024月《三星堆遗址保护规划》颁布实施前,是对遗址进行依法有效保护阶段。

1980年以来,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三星堆遗址进入了“系统发掘阶段”。④这一时期里,先后进行了15次发掘,完成了6平方公里核心范围四分之一地区勘探调查,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作坊、墓葬、建筑等遗迹,出土了众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珍贵文物,进一步探明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面貌和遗迹分布情况,同时,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城墙得以确认。三星堆土台被证实为人工建筑,古城格局日渐明晰。并根据其文化特征正式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20余年间,随着考古工作的日渐深入,三星堆的影响与日俱增,其价值得到充分认可,学界一致认为 “它们(祭祀坑)在中国考古学和先秦史上的重要性是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的”。⑥在这种新情势下,遗址本体的保护也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三星堆遗址列为全国重点考古发掘工地;同年8月,广汉县人民政府转发文化局《关于月亮湾、三星堆遗址保护工作的报告》,强调了遗址保护的重要性;19867月,广汉县人民政府公布三星堆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三星堆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广汉县政府也随即关闭了遗址中心区的两座砖厂;19881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了三星堆遗址工作站,专职负责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文物修复及整理研究工作;同年3月,国务院公布三星堆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2月,广汉市政府颁发了《关于划定广汉三星堆遗址保护范围的通知》,文件在划定保护范围的同时,对遗址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建设活动作了具体要求;1992年,在遗址北界鸭子河南岸修筑了防洪大堤,有效的防御了洪水对遗址的破坏;19935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遗址保护范围;199710月,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专门从事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收藏、展示和保护工作。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是考古发掘、勘探、研究、保护和管理并举的时期,尤其是有效的依法保护,使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然而,由于缺乏大遗址保护理论的宏观指导,加之遗址保护技术落后和资金短缺,遗址保护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破坏因素没有根本排除,破坏行为仍时常发生,形势依然严峻。

(三)第三阶段,以20024月《三星堆遗址保护规划》颁布实施为标志,从此进入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并重的科学保护时期。

20024月,《三星堆遗址保护规划》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为三星堆遗址保护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法规保障,地方政府也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工作,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在加强遗址科学保护的同时,对重要遗迹进行合理展示。从此,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和管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工作的实践

实施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是“十五”期间我国文物事业总体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目前对“大遗址”的界定尚无一个明确的标准,对此已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但抛开标准不谈,就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及其文化内涵而言,其列为中国最著名古文化遗址之一当属无疑。200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听取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的工作汇报时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我们要十分珍惜和保护,比如四川的三星堆文化遗址,真是令人赞叹。对这些地方的文物要保护好,建设好,管理好”。这一指示,是我们实施三星堆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设大遗址展示区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摸清现状,明确思路。

三星堆遗址的现状调查评估是对其有效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20018月,我们对三星堆遗址现状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全面掌握了遗址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人口数量、居民点分布、农民生产生活现状、工厂企业状况和基础设施布局等情况,这为以后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了第一手翔实的资料。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开了对遗址重点保护范围内近2个平方公里面积的考古勘探工作,初步推测夏商时期三星堆古城可能存在的水上交通,探明了三星堆博物馆所在的遗址东北角为确无文化层堆积的河漫滩地。据此,于次年2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重新勘定的保护范围。调整后的三星堆遗址重点保护范围有所扩大,包括了1997年发掘的西城墙外的仁胜墓地,这更能准确地反映遗址的实际状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实施保护。

此后,会同有关部门分别编制了《三星堆遗址环境地质评估报告》和《三星堆遗址环境质量评估报告》,找出影响遗址安全的环境污染和地质灾害因素,并对其进行综合评估,提出整治方案。

摸清遗址现状并对其进行综合评估,对确定正确科学的保护工作思路打下了坚实基础。要实施大遗址保护展示,必须确定可行的指导思想,而不能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经过慎重考虑,仔细研究,结合各方面意见,确定了基本的工作思路,即“三个立足,三个结合”:立足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坚持国际先进的文保理念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立足于发挥文物的社会宣教价值,坚持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立足于维护所在地居民利益,坚持合理规划与分步实施相结合。

(二)、科学规划,稳步实施。

“遗址保护缺乏全面考虑,目标不明确,重点不突出,部门协调不得力,资金投向比较盲目,大遗址保护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这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目前面临的共同现状。因而,国家文物局在200011月提出了《“大遗址”保护“十五”计划》,这给三星堆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带来了机遇和动力。20024月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文物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家单位共同编制的《三星堆遗址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布实施。《规划》主要内容包括:依据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划定了遗址重点保护范围、一般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提出了不同的保护要求和措施;详细规定了对地面文物的保护措施,并对考古发掘中可能出现的对遗址和环境造成的影响提出了预防措施;明确了土地类型的划分,以及环境整治的总体思路等。

《规划》颁布以后,为避免实施中的盲目性,我们借鉴建设行业中的“总规”之下有“详规”,“详规”之下有“方案”的体例,分别编制了《三星堆遗址保护展示方案》和《三星堆遗址环境整治详细规划》,对遗址内的保护工程、展示项目、环境因素和整治内容进行充分的论证,以得到多方专家的认可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肯定。这样,在实施的过程中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度可衡,有的放矢,确保保护工作的有序有效地进行。

我们充分认识到在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所有规划、方案和实施施工设计都按近、中、长三个时期来制定,并按阶段目标稳妥进行。

(三)、有效保护,充分展示。

三星堆遗址首先是文物,一切历史、科学、艺术及旅游价值的发挥和体现都依托于文物本身这一客观载体。失去或破坏了文物本身,其所具有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为了使《三星堆遗址保护规划》得以顺利实施和三星堆遗址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我们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三星堆遗址保护管理办法》(目前,已修订完善为<三星堆遗址保护管理条例>,正报请四川省人大委员会审议。)、《关于进一步加强三星堆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科学利用三星堆遗址保护区土地的意见》、《三星堆遗址村民建房审批程序》、《三星堆遗址安全保卫制度》等规章政策,对遗址内居民的生产、生活等作了严格规定。以提高遗址的科学管理水平,促进遗址区与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002年,当地政府斥资1000万元人民币,将遗址内的东、西、南、月亮湾和三星堆等几道城墙、祭祀坑及燕家院子等重要遗迹地共410亩土地实行统征退耕,并搬迁了遗址内的400余座现代坟墓及一座液化气冲装站。同时,建立了文物执法队,又在遗址内聘请了20名文物保护员,加强对遗址的巡查;严格建设审批程序,坚决查处在遗址内取土、采沙、开窑、私搭乱建等违法行为;加强遗址“四有”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了三星堆的文字记录档案,在交通要道和重要遗迹处设立了8座保护标志碑,并在遗址的重点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周界埋设了500多根界桩;采用组织文物保护积极分子免费参观三星堆博物馆等形式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使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深入人心,不断增强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和参与精神。通过以上举措,遗址保护状况有了显著改观。

我们认为,保护也不应该是单纯意义上的保护,在保护好的前提下,通过对文物本体的展示及“合理利用”,彰显其文化特质,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才是保护的最终目的。为此,我们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了《三星堆遗址保护展示方案》,并已于20034月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该《方案》结合三星堆遗址的实际,针对不同遗迹的特点,分别提出了遗迹本体展示、标识展示、复原展示等不同的展示方式,既符合《三星堆遗址保护规划》要求,又具有科学性、可视性和前瞻性,现在,我们正按照《方案》的要求逐步进行实施,通过历史事件展示、考古现场展示、文物标本展示、文物修复现场展示,设置玉器作坊、陶器作坊,多媒体介绍文物考古知识等,发挥三星堆遗址科普教育基地的功能。

(四),整治环境,申报遗产。

三星堆遗址蕴涵的巨大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属于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我们对其保护与展示的实践,定位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符合其“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原则。实施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也就是要在满足完整性、真实性的前提下,改善遗址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其历史自然风貌,使遗址的重要遗迹与遗址的环境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星堆遗址地处川西沃野,村落散布,沟渠纵横,呈现出一派自然的田园风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用于耕作的农灌沟渠缺乏整体规划,零乱交错,有的还直接横穿城墙。流经遗址的马牧河也因历史上填河造田,致使河道变窄,河床淤塞,洪水时内涝侵蚀、冲刷遗址,对西城墙影响尤大。广木公路则南北纵贯遗址,破坏了遗址的整体性。连接各村落的农村电网亦因无序而缺少规划,影响了遗址的环境风貌。目前,遗址内尚有8座村办、民办工厂,工业废气、污水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遗址的环境。再者,遗址内居住生活的村民达7000多人,人口承载量过大,产生过多的生活污水和垃圾,不仅影响遗址的环境卫生,也给遗址保护管理带来许多不便。这些不利于保护的状况只有通过全面的整治方能得到根本改善。这方面工作包括:对遗迹上的土地实行统征退耕,防止因继续耕种造成对重要遗迹的破坏;搬迁这些遗迹地的现代坟墓,恢复其历史风貌;并对城墙采取植草固坡方式防止水土流失;搬迁了位于重点保护范围内严重威胁遗址安全的液化气冲装站;搬迁遗址内的部分居民和全部工厂,以减轻遗址内的人口承载量和工业污染源;对存在内涝的马牧河、零乱的灌溉渠系以及不规范的农村电网进行整治整改;对过境的广木公路进行改道等。通过全面整治遗址环境,尽可能保持三星堆遗址的历史风貌,符合历史真实,保持其完整性,从而满足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则。只有这样,三星堆遗址景区才会是原真的。为达到这一要求,我们加强了对环境的监测,委托广汉市环保局对遗址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氢氧化物、空气悬浮物颗粒及鸭子河、马牧河的水质进行常年监测,并写出年度监测报告。同时又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三星堆遗址环境整治详细规划》,来具体指导遗址的环境整治工作。

三、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由于大遗址保护在我国尚处于探索的阶段,在实践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难以解决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均具有普遍性。就三星堆遗址而言,如下问题更值得思考:

(一)、遗址保护还存在缺乏政策依据和与法律法规不相协调的因素。

大遗址保护工作难度大,情况复杂,迫切需要国家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支持,这就需要一个健全的、具体的、系统的、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法规体系。仅以土地为例,三星堆遗址地面遗迹众多,分布广,面积大,且主要为3000多年前夯土城墙,历史文化价值巨大,又有潜在的文物旅游价值,但因历史原因,在土地规划中划为了基本农田,当地农民一直在墙体上耕种,如要改变现状,用地性质和指标等问题,在现有的政策法规体系中难以解决,即便解决了,文物保护部门也会背负起沉重的经济负担。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版)第十七条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仅就保护范围和建控范围达20平方公里广阔的三星堆遗址来说,常有大小不一的项目报批,每件都上报的可操作性差,管理难度大,如在相关单项规划和方案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后,项目审批权限

能够下放为最好,以便操作和有效管理。

此外,工商、税务、公安、安全、环保、民政、农业、交通、水利、电力、电信等相关行业在文物保护工作上缺乏政策法规的规范,而与遗址保护相关的行政审批权限又分散在这些部门手中,而且,这些部门皆有各自的法律法规作依据。还有个别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贯彻国家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力,对有关文物保护及利用的方针政策认识不足,把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 ”片面理解为搞旅游开发,以至在遗址保护工作中,越权审批、推诿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少数人从地方和单位的局部利益出发,对违反文物保护法的行为公然迁就袒护,甚至对污染企业大开绿灯,任其在遗址内落户、生产,严重危及遗址安全和自然风貌协调。这一局面如不迅速扭转,将严重阻碍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发展。而文保部门在协调和执行方面亦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遗址内居民生产、生活活动与遗址保护展示的矛盾突出。

三星堆遗址保护范围内共有11个行政村,居住人口2400余户、7100余人,人口密度616/平方公里。其中,6平方公里的重点保护范围共涉及5个行政村,1500余户、4500余人,人口密度754/平方公里。村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种植业、养殖业等农副业生产。总体来看,遗址保护范围内的人口及其生产生活活动呈平稳发展趋势,尚未发生恶性膨胀,对遗址保护也未构成破坏性威胁。但相当一部分居民和耕地分布在文化遗存密集区,人为活动仍对遗址保护构成压力。主要表现在:1、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层埋深在地表以下25厘米,耕土层以下即为三星堆时期及汉、宋等其他历史时期文化堆积层。考古发掘表明,历史上的农田改造和农耕活动曾使文化层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春麦秋稻型的种植结构,由于灌溉用水下渗可能侵蚀文化层,明显对文物保护不利。加之近年来村民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和发展大棚蔬菜、花木苗圃,也对文物遗存及遗址环境产生不利影响;2、村民建房缺乏统一规划和设计,建房选址和布局凌乱。另有部分民居采用现代瓷砖贴面,与遗址的环境风貌不协调;3、遗址内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随意倾倒堆置,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且,从上世纪70年代起,遗址当地的村镇先后建起了5个大型砖瓦厂,在遗址内取土烧砖,取土面积达上千亩,致使大量的文化层、墓葬、城墙及房屋遗迹被挖毁。直至1998年,砖厂取土才被基本制止住。可以说,这是三星堆遗址历史上所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人为破坏。目前,遗址内仍有8家乡镇企业(或私人加工作坊)在进行生产。生产类型和产品涉及机械、纺织、酿酒、蔬菜加工、养殖、餐饮服务等,严重影响了文物遗迹的安全和遗址环境风貌的协调。

与此同时,因文物保护在农田水利、农业产业结构等诸多方面上都设了限制,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致使当地经济相对落后,农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

    这些都需要在遗址保护和展示的各类规划中综合考虑,逐步解决。

(三)、考古工作滞后,从发掘研究到保护管理尚存在缺环。

考古工作与文物保护休戚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文物保护工作。三星堆遗址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考古调查、发掘,成绩斐然,这为当前的遗址保护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确保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可仍然存在考古工作滞后的问题,同时,从发掘研究到保护管理亦存在缺环。主要表现在:1、调查勘探工作缓慢,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迄今只有6000多平方米,仅占遗址总面积的0.05%,造成遗址总体文化面貌,遗存分布情况不甚明晰,这直接影响了保护范围的科学划定和总体保护规划的编制;2、从调查发掘整理到成果的公布周期过长,限制了科研和展览展示工作的进行,也影响了“四有”档案的建立健全。3、考古发掘中缺乏统筹考虑和综合研究,如出土文物保护、遗迹现场保护、后期展示设计和相关学科研究等。

考古工作与文物保护工作,乃至与博物馆工作之间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究其原因,是考古工作的属地辖区管理体制使然。在现行体制下,造成了一些考古部门因学科庞杂而不精,因缺乏竞争而懈怠,因利益关系而推诿,因经费短缺而停滞。同时,地方基层文保部门也因之而形成综合协调能力不强,专业技术人员缺乏,档案资料收集不齐,日常管理工作力度不足等问题。也就是说,从考古发掘到保护展示实际上是脱节的,缺乏有机的链条。这往往造成重复劳动、资源浪费和工作的延误。

这一问题的解决,涉及到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

(四)、大遗址保护需要理论支持与技术指导,学科建设亟待加强。

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过渡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作为人类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大遗址的开发利用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正是近年来形成遗产申报热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因,一个文物安全的潜在威胁,如无强有力的政策法规的严格约束和科学理论的正确引导,势必会造成对遗产价值的认知和定位的严重偏差,导致资源造成破坏,给国家和后代子孙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反之,就会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积极有力的一面,依照政策,利用科学,正确把握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度”,真正做到文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大遗址保护工作本身也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工程,“它需要涉及一套包括学术和管理的多学科综合知识结构。其内容包括:考古学和历史学、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生态环境科学、环境考古与历史地理学、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地质学、植物学、博物馆学与传播学、文物保护措施和保护技术、新材料与新技术、航拍与遥感技术、以及国际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与条例、中国有关的法律法规、还包括相关的政府管理行为运行过程。” ⑨同时还包括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等。而这一切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理论发展落后于实际需要。

因此,大遗址保护学科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亟待完善。

四、结语

中国是闻名世界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璀璨,许多历史文物如长城、故宫和兵马俑等,早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景观,并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充当着文化使者的角色。但迄止目前,我国尚没有一处古文化遗址因有效保护和成功展示而能够充当这样的角色,原因即在于实施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体系尚不完备,保护展示理念还较为陈旧落后,科学管理体制的完善还有待时日,人才资源缺乏和人才结构尚待完善。

我们对三星堆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与思索,还是处在初级阶段,还是一次尝试,如何把一个文化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文化遗迹众多的著名古遗址保护好,进而展示好,充分发挥其价值,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科学、有效、系统的实施大遗址保护,通过展示重要遗迹,整治遗址环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使其成为遗迹景点众多,环境优美宜人,并与三星堆博物馆交相辉映,有机相融的大遗址景区。应该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支撑,有科学的规划为依据,有社会各界和海内外游客的热心关注,三星堆遗址必将成为彰显古蜀文明,弘扬传统文化的四川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最富吸引力的人文景观,并最终成为世界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而独步于世界文化遗产之林。

注释:

1934715日郭沫若致林名均先生信。

②这一考古学概念首见于葛维汉《汉州发掘初步报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六卷,1936年。

1946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一文中已辟有“广汉文化”专章。

④赵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p4,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局:《广汉县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第2期,1987年。

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p7,文物出版社,1999年。

孟宪民:《敦煌与梦想:建设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和园区——关于我国大遗址保护思路的探讨》,《古玩·文物·遗产》p232,北京燕山出版社。该文明确“大遗址,即指大型的古文化遗址。”惜文中未对大遗址的具体指标和衡量标准加以说明。

孟宪民:《敦煌与梦想:建设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和园区——关于我国大遗址保护思路的探讨》,《古玩·文物·遗产》p232,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同滨:《中国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多学科研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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