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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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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曾出有一种兽面纹(饕餮纹)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中最重要最典型的铜器之一。它又被视为青铜器上兽面纹(饕餮纹)起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成为中国早期青铜礼器的突出代表。这种器物后来很快便消失了,成为一种流行时间短、地域性强、特征明显的标型器物,在中国青铜器发展史和早期文明史研究上都具有特殊的价值。

近年来位于大西南四川盆地中心区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内外,也出土了数件与二里头铜牌相似的铜牌饰,近年来位于大西南四川盆地中心区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内外,也出土了数件与二里头铜牌相似的铜牌饰引起了有关研究者的重视,李学勤先生曾撰文在《文物报》上加以介绍。目前三星堆铜牌饰的考古资料均己正式发表,这里拟就它与二里头铜牌饰在器形特征、发展演变方面的关系及其所反映的问题谈些初步看法。

一、铜牌饰的发现与著录

三星堆铜牌饰共发现四件(见本文所列铜牌饰统计表:1316)。13号牌饰1972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以西的高骈乡机砖厂。牌长12.3厘米,宽4.35厘米。长方形,下宽下窄,体薄,微拱,呈瓦片状。牌侧有两对对称的半圆形穿纽。牌面有10个几何形图案嵌块,内锒嵌绿松石。这些图形虽然己图案化了,但排在一起仍可以看出是一个兽面纹的布局,几层嵌块自下而上分别表现咀、颊、眼、眉、双角和额饰(图5)。与牌饰同出的还有、矛、斧、戚(钺)等玉石礼品,简报将它们定为商代1从玉石器及铜牌造型看,这组器物有可能早到商代前期乃至夏代晚期。

14号至16号铜牌均出于三星堆遗址中心区的月亮湾台地东部的“仓包包”。发掘简报云:“据民工介绍,在距地表深约1处有一土坑,土坑长约2,宽约1余,土坑打破生土46厘米左右,出土的文物全部是埋在土坑内2除三件铜牌之外,还有玉环8件,玉凿1件,玉箍形器1件,石斧3件,石璧21件。石璧分AB两组,各为11件和10件,B组石璧用A组石璧钻下来的璧芯制成,每组均为大小相递,组成两套“列璧”。

14号铜牌原编号为87GSJ36,简报定为B型。长13.8,宽5.25.6,厚0.1厘米。铜牌微凸,为上宽下窄的长方形,上边平直,下边圆凸,呈盾牌状。牌的两侧有对称的两对半园形穿纽。牌面有树状几何形图案,中央为一笔直的主干,下、中、下部各有一对斜出的枝杈,枝杈间有四个成对的圆圈纹相连(简报认为“似果子”),枝干上有12个勾云形纹饰(简报称为“叶芽”)。在图像的空隙中均嵌有绿松石碎片。从总体上看,主干、圆圈、分枝的布局情况,与13号牌饰有相似之处,亦可看作是一个变形的兽面纹,不过它是用园圈和枝杈来代表咀、眼、眉、角等部分的。此牌正面有细线织物印痕,背面有竹编印纹痕迹,表明它是捆系组装在织物上的一种特殊饰件(图6)。

15号铜牌原编号为87GSZJ16,简报定为A型,长14,宽4.95.6,厚0.2厘米。器身修长,呈圆角长方形,身侧亦有两组对称的半圆形穿纽。牌面为镂空花纹,纹饰中未锒嵌绿松石。图案中心为一主干,两侧有五对10个“S”形的镂孔,空隙处饰20个三角形镂孔和4个弯月状镂孔,整个画面完全图案化了。但若将它与1314号铜牌饰相排比,仍可隐约看出它是从兽面纹变化而来的一些痕迹(图7)。此种图案上的兽面纹,只具有象征意义了。

16号铜饰原编号为87GSZJ:1,简报C型。长13.8,宽5.25.8厘米,器身呈长方梯形,一面平整,另一面有短脊连接的两个圆饼状凸起。牌上下端有两个不规则的穿孔。器表粘有少量朱砂。单独看此器似乎巳不能明确用处。但将它与另两件铜牌列在一起分析,从大小、形状、穿孔、使用方法等方面看,三者之间也还有相近似之处,因此,仍可以把16号铜牌列入铜牌饰之类。简报认为这种牌饰从形制和铸造技术上看,显得较为原始[3]。但若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认为它是兽面纹铜牌的一种简约形式,可能是后期铜牌饰发生蜕化的一种表现(图8)。

三星堆出的铜牌饰,总体上都表现出一种图案化简单化的趋势,这种现象可能是表明这种器物的特征、用法和文化内涵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逐渐被淡化了,后来只余下一个长方形的外貌,最终还是走向了消亡。从目前所发表的资料分析,这种特殊器物的渊源,可能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铜牌饰”。

目前所知出土的和国内外收藏的二里头文化铜牌饰,共计12件。其中二里头遗址正式出土的有3件,即1981年圪塔头村M41[4]1984年二里头村南M117[5],《中国青铜器全集》卷1图二二所录1987年二里头出土的一件[6]。国外收藏著录的有九件,即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3件,保罗·辛格医生收藏1件,火奴鲁鲁艺术研究所藏1件,英国伦敦古董行1件,日本滋贺MIHO  MOSEVM博物馆1件,《欧州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图一所录一件。李学勤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介绍这些铜牌饰,认为它们是“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中工艺最精美的”,“代表着当时青铜器的发展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实属难得”,值得“着笔特书”[7]  [8]

李学勤先生从中得出的一些关于当时文化关系、艺术特征、铸造技术等方面的论断,对研究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和我国青铜器纹饰主题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两地铜牌饰器形的异同与演变

将广汉三星堆与郾师二里头出土的铜牌饰进行比较研究,是认识铜牌饰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方法。迄今为止,这种铜牌在全国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均未见出现,这样就把广汉三星堆铜牌与二里头铜牌关系的特殊意义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问题,凸现了出来。

我们非常赞同李学勤先生的意见,即“广汉一带的古文化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的联系,有不少线索可寻。嵌绿松石牌饰是一种非常特异的器物,竞在相隔遥远的两地出现,极其值得注意”[9]

这两组铜牌饰,应是同一类用途的器物。这是因为:1、从器物形状上看,均为略微拱起上宽下窄的长方形,似盾牌状;2、从个体大小看,二里头牌饰长在14.216.5厘米,宽在8.511厘米之间,三星堆所出比二里头略小,但也非常相近;3、从穿纽位置、形状、数量看,它们都是在器身侧面上下饰对称的两组半圆形穿纽;4、从器身多有结物痕迹看,两者绑扎、组装、使用方法也是一致的;5、从铜饰上锒嵌绿松石的方式和技术看,两组铜牌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6、从牌面上的图案等内容看,其主题都是兽面纹(饕餮纹、实质也是龙),纹饰特征变化也有规律可寻。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充分说明了两者是同一种类型的器物。

进一步将上述铜牌饰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发现其间又有不少明显的差异,可能反映出各种铜牌饰在时代、地域和文化内涵上的区别,对研究铜牌的起源、流传和演变过程具有一定价值。

上述铜牌总计达16件,年代上相互之间有一定差别的。目前可定时代最早的铜牌是1981年圪塔头村M41,为二里头文化二期。1984年二里头村南M117,为二里头文化四期。1987年二里头出土的一件,为夏代晚期。三星堆出土铜牌饰,仓包包出的3件(141516号)简报定为“相当于夏未至商代前期”。高骈出土的铜牌,原定为商代,从器形看,可能比仓包包铜牌还要早一点,即可能早到夏商之际。其他铜牌收藏品虽然没有准确的出土层位和年代,但从器形上看可以分别与出土品相对应,分别纳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位置之中。其中李学勤先生将日本滋贺收藏的一件定为二里头与三星堆两组铜牌之间的“连锁”,非常精辟。这样不仅使两组器物连系在了一起,而且可以通过上述铜牌的形态分析,把铜牌饰的发展脉胳初步梳理出来。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铜牌饰之间造型细部、主题纹饰、工艺技法有着明显的区别,可以进行型式的排比和分析研究。二里头和三星堆两组铜牌区别较大,可划分为两个类型。二里头铜牌中又可分满嵌式卷云纹兽面和分块锒嵌式兽面两个小类。三星堆铜牌,四件各异,可划成分块锒嵌式、几何纹镂空式、素面长方牌式三个小类。各类之间既反映了年代区域,又有地域和形态上的差异。每类之中还可以分为若干形式。由于铜牌饰总体数量较少,分型、分亚型的资料还不够充分,各种器形的变化可能主要是年代延续中产生的变异。所以这里暂不分型,先用“式”来进行初步划分,旨在探索铜牌在时代上的发展变化。我们初步将它们分为七式,各式基本特征如下:

I式:束腰圆眼兽面式。以二里头圪塔头村81M41为代表(附表:1号),属二里头文化二期。圆角束腰,上宽下窄,孤面凹背,呈长方形盾牌状。身两侧有半圆形穿纽。纹饰主题为象形的兽面,运用弯卷流畅的曲线,描绘出咀、鼻、眼、眉、冠(角)等部分。两目呈圆球形,中嵌凸珠。兽面中央有笔直的中嵴,兽冠高而华丽,卷垂到面侧。锒嵌绿松石整齐严紧,并随着纹饰卷曲度弯曲排列,与兽面纹融为一体。这是二里头铜牌年代最早的一种形式,主要特色是兽面写实,生动华丽(图1)。

II式:微束腰“臣”字目卷云纹兽面式。此式铜牌数量最多,共发现五件,包括二里头村南84年所出的84M117(图2)(附表:2 号),保罗·辛格瓦生藏品中的1件(附表:3 号)(图3),《遗珠》图1所刊伦敦埃斯肯纳齐行藏品1件(附表:4  号),以及李学勤先生文中所载美国沙可乐博物馆藏品中的1件(附表: 5 号),火奴鲁鲁艺术研究院藏品1件(附表: 6 号)。此式器形为圆角长方形,微束腰,上宽下窄,牌面略鼓。兽面纹清晰生动。与I式不同处在于纹饰用简洁的单线勾勒而成,线条均匀,相互连通,略呈勾云状。兽面双目扁平,斜翘,呈“臣”字状。尖喙,卷眉,云纹状高冠(角)。绿松石呈竖条直线排列,填满单线纹饰之外的全部空白处。五件牌饰兽面上的单线勾云纹式样又有所不同。根据有准确出土情况的铜牌可知,此式铜牌盛行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其特点是在典型的兽面纹上增加了装饰性的单线云纹图案,绿松石竖排,满嵌。从数量和形态看,此式可能是铜牌最流行时期的一种标准式样。

III式:圆角长方形分块锒嵌变形兽面式。以二里头1987年出土的1件(附表:7号)和日本滋贺MIHO  MUSEUM博物馆收藏一件(图4)(附表:8号)为代表。此式牌饰两腰平直,微有束腰,上宽下窄。兽面图案化明显,面部仅占铜牌下方13。双眼呈圆珠状,眉、鼻、咀、颊用不同形状的嵌块表示。冠部高大,由三列四层嵌块组成,更具几何形风格。上部类似双角,表现为分节的鳞片状。此式铜牌不是满托,而是将铜片按兽面纹轮廓先做成镂空的框架,将绿松石锒嵌于框架之间的空隙处,形成一个个嵌块,共同构成变形的兽面纹图案。两件标本构图基本相似,但又有所区别:二里头出土一件为大圆眼,有胡须;滋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为棱形小眼,鼻长而直,四周还有一圈边框状条带嵌饰。该式铜牌在《中国青铜器全集》上注明为“夏晚期”,可能与II式铜牌时代相当或略晚。其特色是以嵌块表现兽面,图案化倾向明显。从形制上看它正处于二里头、三星堆两组铜牌的中间环节,可能是一种过渡形式。

IV式:瓦状几何形嵌块图案式。以1976年广汉高骈乡所出土的铜牌为代表(附表:13号)。器身长方形,上端内凹,下端外凸,孤面,呈瓦片状。上宽下窄,两腰笔直,四个半圆穿纽对称分布,位置形状与前三式相同。牌面图案由十个嵌绿松石的几何形斑块组成,与III式相似,但更为简单,自下而上可分为五层,分别象征兽面的咀、颊、眼、眉、双角和额纹。制作方法也是先做成镂空的框架,在镂空部分用大小、形状不一、排列无序的绿松石锒嵌。此式铜牌时代约在夏商之际,特点是绿松石嵌块另散,构图更加图案化,仅存兽面纹的一些基本构架。在三星堆出土的一批铜牌饰中,此式可能时代最早,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III式铜牌饰有较明显的内在联系(图5)。

V式:树干状兽面纹式。以1987年三星堆遗址仓包包出土的B型铜牌(87GSTJ36)为代表(附表:14号)。长方形,上平下圆,上宽下窄,两侧平直,四穿两两纽对称。牌面纹饰呈树杈干状,主干贯通,三层枝杈斜出,上有12个弯钩状装饰物,似为II式铜牌勾云纹的简化与变形。三层分权之间有两组四个圆圈纹相连,尚可看出是代表兽面的眼睛。若不是将它与上述几式铜牌联系起来分析,已很难看出它是从兽面纹变化而来的了。这种铜牌仅是在纹饰间隙处用绿松石填充锒嵌,排列杂乱无序。此式铜牌时代约相当于夏未至商代前期,特点是兽面巳抽象化为树干状图案,但器形、穿纽、嵌绿松石方法等仍保留着铜牌饰的基本特征(图6)。

VI式:镂空S纹细长式。以三星堆遗址仓包包出土的A型铜牌(87GSZJ16)(附表:15号)为代表。器身修长,呈圆角细长形,上下宽度仅有细微差异。两侧平直,四只半圆形穿纽两两成对,位于器身侧面上下,与上述各式相同。牌面为镂空纹饰,空隙之中未锒嵌绿松石。纹样为五组10个“S”纹,以中央主干为轴两面对称,空余之处又用三角形、半月形的镂孔填补,巳完全图案化了。若与V式等铜牌联系在一起分析,尚可隐约从树干状的构图中看到一点“兽面”的遗韵,如上端的“八”字镂孔象是额纹,下端的弯月状镂孔象是兽咀,斜出的 S纹可能是角、眉、眼、颊的变形等等,说明它仍然属于铜牌饰之类。这件铜牌与 V式同出,时代出应属夏未至商代前期。从器形上看它比V式的变化更大,主要特点是器身修长,牌面为镂空式几何形花纹,未嵌绿松石(图7)。

VII式:长方梯形板状素面式。以三星堆遗址仓包包C型铜牌(87GSZJ17)(附表:16号)为代表。器形为长方形,上部比下部略宽。牌面呈平板状,中部有两个用短脊相连的圆饼式凸起。两侧无耳,在器身上下两端留有两个不规则的穿孔,可作捆扎使用。牌为素面,出土时粘有少量朱砂。此器与上述各式盾牌状四耳铜牌巳有较大差异,既无纹饰,又未嵌绿松石,器身为平板,又缺少半圆形鼻纽。只是从它们的形状、大小、及同出器物比较中,尚可将它归入铜牌饰之列。是否恰当,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这里采用简报意见,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铜牌饰。该器时代应与同出的 VVI式铜牌相去不远,大体在夏末至商代前期的范围之内,特点是长方梯形、平板状、素面、无纽(图8)。

从上述各式铜牌的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某种递次衍化的关系。铜牌饰出现总的年代跨度为夏代早期到商代前期。不同形式可能有些是并存或分别发展的,但先后关系应是变化的主线。其中I式最早,它是目前所知各式铜牌饰的初型。II式略晚,发现数量最多,可能是使用较多形态较为标准的一种铜牌饰。III式或略晚于II式,或与II式并存,器形上又发生了较多变化。IV式是三星堆发现的铜牌饰中较早的一件,从型制看既与III式有较密切的关系,又与二里头典型铜牌(III式)有较大差异。可能是反映了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别,也具有某种时代的差异。它是在二里头文化影响下在三星堆出现的一种器形,年代可能要晚于二里头各式铜牌。VVIVII式三种铜牌共出,时代相差不会太远,从器形上也可能有某种递进演变规律可循。上述型式变化表现了二里头――三星堆铜牌饰发展的大体过程。

三、铜牌饰所反映的一些文化与历史问题。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近年已经得到不少学者的注意。他们列举了两地出土的陶  ,高柄豆、玉璋、玉戈、玉圭等器物在型制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有不少线索可寻”[10],“应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11],使古籍传说中的夏与蜀有历史关系的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印证[12]。两地铜牌饰的发现,又为研究这两个重要考古文化和两大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体的佐证。

目前所知,这种长十多厘米盾牌状的铜牌饰,只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两处。它们分别处于各自文化的中心区之内,因此两者的关系就具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表明两地文化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不管“是因国破人亡时的四散逃窜的传播”,还是“因夏国力强盛,文化影响力四射的传播”[13] 二里头文化的这种特有器物确实传到了大西南四川盆地腹心地带的三星堆文化中心遗址之中。

进一步对铜牌饰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作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种铜牌饰在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观念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二里头和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都没有生产和生活方面具体功能,显然不是实用器。它是一种精致珍贵的兽面神像,是神圣的信仰、礼仪或宗教专用物品。它运用了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的青铜器铸造和绿松石锒嵌技术,以刚刚成熟的威严的兽面纹(饕餮纹)作为主题图案,被绑扎悬挂在胸前衣襟处的显要位置上。它可能是一种神灵的标志,一个崇拜的对象。它被作为护身的宝物,放置在人体胸前最显著的位置上,用以表述某种特殊的信仰和崇拜观念。有些图录报告将牌饰倒置,可能是因为尚未弄清铜牌上的纹饰是兽面纹而造成的误解。

铜牌饰的这种性质和作用,到三星堆文化阶段也是同样存在的。把这种代表某一人群特有观念的器物流传过来,说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特殊的内在文化联系。从三星堆铜牌饰器形趋向图案化、简略化的情况看,这种观念后来又逐渐趋于淡化,最终彻底消失了。

三星堆铜牌饰出现的时代,大约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二里岗下层文化阶段,即相当于夏代晚期到商代前期。由于这是一种存在时间短、文化特色强的标型器物,使用时间不会晚于商代前期,因此它又成为三星堆文化出现青铜器的重要标志,从而把巴蜀地区青铜器的起源时间追溯到了夏末商初。与铜牌饰共出的玉石器,也均具有较早的时代特征,表明三星堆青铜文化是夏商之际在夏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14]

关于夏与巴蜀的关系,在古籍传说中也有一些记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阳,是为帝喾(应为  顼),封其友庶于蜀的故事[15]。二是禹生川西石纽,禹娶涂山氏于江州的故事[16]。三是夏启之臣孟涂“司讼于巴”,以及夏桀娶岷山二女、夏之遗氏被放于“南巢”的故事[17]等。这些故事并不一定都确实可信,但也不能简单地一概加以否定。从这些记载之中或许能折射出两地文化很早就存在着某种联系。最近十余年间四川盆地发现的四五千年前的宝墩文化和史前城址群,三四千年前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化和宏伟的三星堆古城之中,有许多文化因素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有相似之处,证明三代或更早阶段的蜀与中原就曾有历史关系之说,并非虚传。三星堆与二里头两地铜牌饰的发现,又为蜀与夏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

关于三星堆与二里头文化关系的认识,大体上有“传播论”和“影响论”两种看法。有的同志认为:“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18]。”也有的认为:“夏与蜀既是文化同源,又各自独立发展,在发展中不断交往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蜀与夏的确可能是文化同源的南北两大支族” [19]。铜牌饰等器物的发现,说明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确实有过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三星堆文化的牙璋等器物,可能又反过来影响了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包含的文化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又是丰富多彩的。近年来发掘的三星堆古城西部墓葬群中,发现了锥形器和泡形牙壁等玉器,与东南沿海良渚文化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大量象牙、海贝、青铜神树、人像以及金面罩、金杖等,则反映了不同方向的古代文化曾对三星堆文化产生过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三星堆文化对周围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强的。三星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明,正是通过吸收汇纳多种文化才得以形成并发展繁荣起来的。具体分析各种遗物遗迹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多层面、多角度地揭示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正是研究这种文化现象的珍贵实物证据之一。

注释

1)、敖天照、王友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9期。

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

4)、(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1期。

5)、(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4期。

6)、《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一)》图二二、文物出版社1996年。

7)、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中国文物报》19911020

8)(9)(10)、李学勤:《从一件新材料看广汉铜牌饰》《中国文物报》1997113

11)(18)、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1期。

12)(13)(19)(20)林向:《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84期。

14)参见《中国青铜器全集·巴蜀》卷,赵殿增《巴蜀青铜器概论》,文物出版社,1994年出版。

15)、《史记·五帝本记》:“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帝系》:“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意氏”。产  顼”。《华阳国志·蜀志》“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山海经》、《世本》、《纪年》、《帝王世纪》、《水经注》等也有类似记载。参见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研究专辑》,1992年。

16)《帝王世纪》云:“禹生石纽”,汉杨雄《蜀王本纪》云“蜀本汶山郡广柔人地,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华阳国志·蜀志》“禹生石纽,今之汶川郡是也。”《华阳国志.·巴志》云:“禹娶于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

17)《竹书纪年》夏帝启八年云:“使孟涂如巴,莅讼。”《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夏后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居巫山上,在丹山西”。《艺文类聚》卷83引《纪年》云:“后桀伐岷山,岷山庄王女于桀二女”。《尚书·汤誓》云:“成汤放桀于南巢”。《括地志》云:南巢在“庐州巢县有巢湖。”杜金鹏先生认为,“沿长江迅速展播开来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很可能与桀奔南巢等夏遗民的大迁徙有内在之联系”(参见注10)。

         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曾出有一种兽面纹(饕餮纹)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中最重要最典型的铜器之一。近年来位于大西南四川盆地中心区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内外,也出土了数件与二里头铜牌相似的铜牌饰,目前三星堆铜牌饰的考古资料均己正式发表,本文就它与二里头铜牌饰在器形特征、发展演变方面的关系及其所反映的问题谈些初步看法。上述铜牌总计达16件,

器型既很相似又有不少明显的差异,可能反映出各种铜牌饰在时代、地域和文化内涵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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