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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蜀人的宗教信仰与祭祀礼仪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肖先进

(原载《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分布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1986年遗址城南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重器及近年仁胜村土坑(墓)群、月亮湾城墙与最近成都金沙遗址的发掘成果,为研究中国早期环境观、宗教信仰、祭祀礼仪等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本文通过对三星堆遗址遗迹现象的分析与对两坑出土重器内涵的解读,结合近年来遗址月亮湾、仁胜村等及金沙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拟就古蜀人的宗教信仰与祭祀礼仪等方面作一简要的探讨。

 

古蜀人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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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两坑文物体现了古蜀人对天地、自然、神祗和祖先的崇拜与祭祀的内涵,反映了古蜀人神交融、沟通天地的宗教形态和精神面貌,是具有特定地域色彩的巫教文化之表现。这里,我们大体归纳为以下五大类:

一、灵怪崇拜。古蜀人的灵怪崇拜主要体现在两坑出土的众多青铜兽面、青铜神兽(包括有关重器上的组成部分)以及青铜大立人“法服”上的动物纹样。

1)兽面与神兽。二号坑出土的九件兽面形制基本相同,可以铜兽面(K2③228)、铜兽面(K2③231)、铜兽面(K2③98)等为代表。祭祀坑所出土的神兽以青铜神坛(K2③296)下部神兽(按:神坛圈足上立有二兽)、铜怪兽(K2②19310)、铜怪兽头(K2②1937)及铜虎形器(K162)、金虎(K1111)等为代表。

铜兽面、青铜神坛(K2③:296)下部的神兽与铜怪兽(K2②:19310)、铜怪兽头(K2②:1937)等共同的特征是造型雄奇诡谲,难辩其属。其中,兽面大多呈一对夔龙向两面展开状,方颐卷角,长眉大眼,直鼻阔口,龙尾上卷(另一型颌下有一对夔龙承托兽面)。神坛神兽的造型特征是大头独角、吻部宽扁、蹄足、象鼻、兽耳,并有长尾及上扬的翅翼;铜怪兽(K2②:19310)头似鹿、粗颈双角、蹄足长尾(上下分尾),腰身细长,后臀肥硕。二号坑出土的另几件铜怪兽头如铜怪兽头(K2②:1937)等的形象与之大体相仿。《禹贡》、《山海经》及《华阳国志》等记载古蜀地有犀、象、熊、狐、牦牛、鹿等动物,铜兽面、神坛神兽及铜怪兽的造型都应是综合这些现实中多种动物体貌特征的复合型造像。

此外,祭祀坑出土的虎形象也值得注意。《山海经·海内经》说古蜀境内百兽出没。“尚虎”应是古蜀很古老的崇拜习俗,战国时流行于四川的“巴蜀符号”大量出现的虎图纹,正是“尚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及青铜虎,造型造型以简驭繁,气韵生动,不仅说明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也表明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虽然禽兽的力大无穷和凶猛异常是古蜀人崇拜它们的主要因素之一,但陈于宗庙或施用于隆仪的铜兽面具、铜兽面、铜神兽与铜虎在古蜀巫教文化观念中,其“价值”不与现实禽兽相等同,而应具有相当的神性,是护佑他们的神界灵物。

2)龙形象。龙图像凡见于一号大型铜神树(K2②94)(按:神树树干嵌铸有一龙)、铜神殿顶部(K2②1431)(按:铜神殿顶部屋面下段的下部为一对反向的龙图像)、铜龙柱形器(K136)、铜龙形饰(K1188)及大型铜立人像(K2②149150)(按:铜立人外层单袖衣上阴刻有两组相同的龙纹)等。

龙,也是古人综合多种动物形体特征构成的复合型神物。龙被古人视作“鳞虫之长”,它能“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阴阳”(《庄子·天运》);能登天,能潜渊,“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说文》),其上天入地、变化莫测的功能为古人所崇仰。三星堆古蜀国的神龙造型独具地方特色,如一号大型铜神树(K2②94)树身的马面龙、铜龙柱形器(K136)的下颌留有长胡须的酷似山羊的龙,都是古蜀人眼中通灵、通神的神物,

二、太阳(太阳神)崇拜。古蜀人太阳(太阳神)崇拜的具体物质体现以二号坑出土的六件青铜太阳轮、大量铜眼形器、眼形饰及铜眼泡、大型铜神树(K2②:94)为代表。关于这些器物与太阳崇拜的关系,学界已有较多深入论述,故不再赘及。在此仅就铜眼形器(包括眼形饰及铜眼泡)的内涵补充一点,即它们不仅代表天上的太阳,同时正如《阴符经》所说“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眼给人带来光明,因此眼形器也表征了与天道日月相感应的人身的“太阳”1

三、斗极崇拜。青铜神坛上层“天宫”的图像意义2、一号大型神树“天枢”的象征意义3及应用于祭仪的陶制鸟头勺把的隐喻意义4反映出古蜀人对斗极的崇拜。

四、神祗和祖先的崇拜。两坑出土的作为宗庙常设的青铜人头像、人面像,很可能代表的是古蜀人祖先的形象。《山海经·大荒北经》描述古蜀神话中的开辟天神“烛龙”神形象是“直目正乘”,大面具(K2②:142)为方面宽额、长眉阔首,双眼呈柱状外凸,额部正中补铸有高68.1厘米的夔龙形额饰。其形象特征与载籍所说大体相对应。《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大面具(K2②:148)的形象是否就是蚕丛的象征虽尚不能遽断,但二者之间很可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五、天山崇拜。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多是用来交感神灵、沟通天地人寰的礼器祭品。古人以玉作六器,玉之用涵摄天地四方,所谓“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中的璧、璋等都是古代祭仪中最为重要的礼器,璧以礼天,璋以祭山。“天山之祭”,是古蜀人祭山通天的主要方式,大量璧、璋是古蜀人天山崇拜的有力物证。而玉璋(k2③2014)的祭山图像则更是形象化地表现了这一点。与象天的璧制相对应的是象征地母的玉琮,三星堆玉琮一般和玉璋、玉璧等玉石礼器同出,可见玉琮也应是古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神灵的礼器之一。前面我们顺便提到了两坑祭法中的祭山内涵,在此则不再赘述.

可以说,三星堆两坑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礼器、祭器、大量仪仗用器及三星堆遗址遗迹、遗物,充分反映了三星堆古蜀先民宗教崇拜的方方面面,为研究中国殷商时期地方民族独具特色的宗教信仰提供了大量重要的、确切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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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发掘出土的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等等大量遗物表现出显明的古蜀文化特征,其主体遗物的年代约当商末至西周,应是古蜀国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金沙遗址出土器物的总体风格与三星堆两坑出土的礼器极为相似,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从目前出土器物来看,铜立人像(2001CQJC17)、青铜眼形器2001CQJC393、金四鸟绕日饰(2001CQJC477)等,反映出古蜀崇拜太阳及太阳神传统的绵延。兹举金四鸟绕日饰(2001CQJC477)略作申说:

金四鸟绕日饰图案分内外两层,采用镂空手法予以表现。内层的等距分布有十二条齿状芒的圆形旋势图案,应为放射光芒的太阳之象征;外层图案为绕中心太阳图案旋飞的四鸟构成。《大荒东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四鸟绕太阳旋飞的图像当是古人关于金乌负日而飞的神话思维的物化形式,该器图像“与三星堆神坛神宫四维神鸟之寓意一致,有经行四方代表四季之义,二者之文化意蕴可谓一脉相承。”5

据载籍记载,作为青铜时代成都平原古族的信奉习俗,“太阳崇拜”一直延及东周。《华阳国志·蜀志》记末代蜀王族的号为“开明”,《楚辞·天问》:“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耀灵安藏?”王逸注:言天何所阖闭而晦冥,何所开发而明晓乎?可知“开明”词义“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6。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四鸟绕日饰(2001CQJC477)、铜立人像(2001CQJC17等,则正是商末至西周早期之间古蜀太阳(太阳神)崇拜的实物例证。作为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它们与三星堆同类器物前后衔接,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古蜀文化精神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

古蜀人的祭祀礼仪

三星堆祭祀坑遗迹现象及祭祀坑的出土重器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出土器物为我们探讨古蜀人的祭祀礼仪与祭祀方式提供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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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按两坑器物使用功能的分类法7,可将两坑器物大体分为神像、神灵、巫祝、祭器、礼器、仪仗、祭品等六类:

1.神像、神灵类:以青铜人头像、金面人头像、铜人面具和兽面具为代表;

2.巫祝类:以青铜人立像(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与金沙小型铜立人)、跪坐人像等为代表;

3.祭祀用器类:以金杖、青铜神殿、神坛、神树、太阳轮、眼形器等为代表;

4.礼器类:以两坑出土的尊、罍、盘等青铜器,琮、璧、瑗、环等玉石器以及非实用器的斧、斤、锛等为代表;

5.仪仗类:以铜戈、玉戈、石戈、玉刀等为代表;

6.祭品类:牺牲、海贝和象牙等。

从这些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分析,古蜀人的祭祀礼仪主要有祭天、祭山、祭祖、祭日等。

1)祭天。三星堆两坑器物在掩埋前多被损毁并经火焚烧,坑内有大量的竹木碳、灰烬等(一号坑内还出土了大量牺牲与器物一起焚烧而形成的烧骨碎渣)。《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又,《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三星堆祭祀坑的遗迹现象与遗物被火烧,当是运用了“燔燎”祭法以祭天。有学者提出三星堆两坑及其器物可能系 “封禅”古礼的实物遗存8,可备一说。《说文》:“禅,祭天也。”封禅,大要正在于祭天。

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三星半月堆,治西十五里。”狭义的“三星堆”即指遗址内的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载籍释燔柴于泰坛”的“坛”是“折封土为祭处”,“三堆”现存情形为南北长东西窄,其隆起部为椭圆,最高处距地表约10米。可以推测,三星堆原当是至少高出地面约10米的高大的封土太坛或作,《郊特牲》疏引王肃《证圣论》:于郊筑泰坛,象圜丘之形。《说文》:圜,天体也。那么,三堆原来的形制意义就很可能与泰坛相当即可能是作为象征天体的祭坛。9

2)祭山。古之祭山祭境内最高之山,岷山为古蜀人地望,传说中的几代蜀王又皆有与古岷山有关的故事;同时,高山近天宇,被古人视作可以直通天界的天梯。故岷山在古蜀人心中拥有祖庭及天梯之崇高地位。青铜神坛(K2③296)中层为四巫头顶山形座的图像,表达的正是祭山通天的隆仪,山形座筑于巫人头顶,正是对蜀人崇山之情的写意与通天之山的强化10。玉璋(k2③2014)的祭山图同样是表现古蜀人祭山仪式的又一明例。而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大量玉璋则说明古蜀人对祭山礼的重视。

3)祭祖。两坑出土的大量人头像、人面像应是代表祖先的形象11。从其像设性质来考虑,古蜀人的祭祖仪式一般应是在宗庙举行。祭祖,一方面在于请求祖先的护佑,一方面则是缅怀追远。

4)祭日。商人已有规律的祭日仪式12,如殷墟卜辞有“乙巳卜,王宾日”(佚872)、“出入日,岁三牛”(粹17)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许多重器如青铜大立人(K2②:149150)、青铜神树(K2②:94)、青铜太阳轮等及重器上的各式与太阳有关的大量纹饰说明,“太阳崇拜”在三星堆古蜀国的宗教文化中颇为突出,;“祭日礼仪” 在古蜀国诸多祭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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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上述祭仪中,蜀人又是怎样通神、献祭的呢?据两坑遗迹现象和相关重器的图像内涵,可初步概括如下:

1)在祭仪中,巫师扮鸟以通神;通过仪式使神“降”于巫身或巫师灵魂上天。青铜神坛(K2③:296)和青铜鸟脚人像(K2③:327)的图像内涵为我们展示了古蜀人举行祭仪时这一主要的通神方式。《尚书·益稷》:“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神坛中层的四个鸟足巫师和青铜鸟脚人像(K2③:327),表现了古蜀巫师主持祭仪及作法时“扮鸟”的仪态(按:萨满教通神仪式中,即有巫师扮鸟状仿鸟步)。有学者推考神坛中层巫师的鸟足,指出此造像反映的是“古巫扮鸟兽施法及以乐舞娱神。此之娱神亦有敬祖之意,即意在‘祖考来格’”;该文并结合《楚辞·九歌·云中君》“灵连蜷兮既留,……灵皇皇兮既降”与《楚辞·远游》“因气变而遂曾力举”,分析神坛巫师冠顶佩饰神人头像的装束在巫术仪轨中的寓意,认为其图像涵义很可能喻示巫通天而神“留”、“降”于巫身或隐喻巫师凭借精气变化而灵魂升举上天;此通神方式可与萨满教巫师“昏迷”的两种形式“精灵附体”和“灵魂出窍”对观。而“从神坛巫师冠顶神人为纵目的形象特征考虑,蜀人先祖蚕丛‘其目纵’,则可能同时含有祈蒙祖先神护佑之意。约义而言,巫人冠顶佩饰神人头像,其意正在于与神通、与天通。”13此说是颇具见地的。鸟能翔于天,巫扮鸟意在隐指巫能像鸟一样上下天地,强化了巫沟通人神的灵禀。结合上说,这种通神方式应广泛施用于祭天、祭山、祭祖、祭日等诸多祭仪。

2以罍、尊等青铜容器或陶器盛装祭品(如海贝、玉管、玉珠等),向神天奉献。一号坑的龙虎尊、二号坑的喇叭口高圈足尊、罍出土时分别盛有海贝、玉环、玉管等14,反映了这种祭祀方式。

(3)将礼器安放于特定地点来祭祀、沟通神天。玉璋(k2③2014“祭山”图就是这种祭祀方式的反映。该玉璋的图案为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对称构成。其中,下方一组有两座山,山上饰以云气纹,中间圆圈很可能表现的是太阳。两山外侧各插有一枚牙璋。《《周礼·春官·大宗伯》:“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推测此种祭祀方式应用于天山之祭与日祭。

(4)用手握执礼器祭祀与手握执祭品或头顶礼器尊向神灵奉献。《山海经·中山经》记载祭山神要用“雄鸡瘗”、“吉玉”及少牢等,而三星堆遗址大量玉璋及持璋作祭的铜人像(K2③:325)则为古代祭山用何器提供了新的实物例证。作祭状的大型铜立人像(K2②:149150)双臂抬举,两手呈握物状中空,推测原也应握有礼器。以头顶尊向神灵奉献的典型例子莫过于顶尊跪坐人像(K2③:48)。大致推测,用手执璋、手握执祭品或以头顶尊的方式主要应用于天山之祭与日祭。

5)碎物祭。碎物祭的祭祀等秩甚高15,其献祭对象为天神地祇与祖先神。两坑重器多被毁损应与神器有命的观念有关,——砸碎神器而祭以表达尊崇、奉献神天。

要言之,古蜀人通过举行这些隆仪沟通天人,并以种种献祭方式博得神灵的愉悦,吁请神灵降临,用祈祝的方式祈求神灵或祖先庇护。

三星堆与金沙的蜀人秘宝尚有许多器物的内涵、功用有待解读(如三星堆铜人身形牌饰、金沙的玉梯形器等)。本文在此仅作了一简要论述,不正之处,祈望方家指正。

注释:

 

1)李复华  王家祐《三星堆宗教内涵试探》,《四川文物》2002.1

2)(5)(10)(13)樊一  吴维羲《三星堆神坛考》,《四川文物》2003.2

13)参见:赵殿增:《神树钱树》;吴维羲:《《试论古蜀人的神性思维与中央意识》;樊一  吴维羲《三星堆神坛考》。

4)参见:王家祐《二十年来考古趣闻》(未刊稿);樊一  吴维羲《三星堆神坛考》,《四川文物》2003.2

6)孙华  谢涛《金四鸟绕日饰》。参见《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3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7)(11)(14)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8)樊一  陈煦《封禅考——兼论三星堆两坑性质》,《四川文物》,1998.1

12)参见郭沫若《殷契粹编》第354页~第355页,科学出版社1965年。

15)参见何崝:《商文化窥管》,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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