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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古代文物艺术述略

 

三星堆博物馆 邱登成

广汉古称雒城,又名汉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历史上,广汉建制沿革颇多变化,最早属《禹贡》梁州之域,秦时为古蜀郡之雒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置雒县,属广汉郡。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又为益州治。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为广汉郡治。隋开皇元年(581)废广汉郡,雒县遂直属益州。大业二年(607)雒县属蜀郡。公元618年唐罢诸郡为州,雒县属益州,武后垂拱二年(686)于雒县置汉州,雒县即为州治。元中统元年(1260)废雒县,由汉州直辖原雒县地。1361年,明玉珍建立大夏国,恢复雒县建制,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灭大夏,复废雒县,仍由汉州直辖原雒县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降汉州为不领县单州。1913年改为广汉县,并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广汉地处天府之国腹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至商周,这里就生长着璀璨的三星堆文明,其文明发展程度足以与中原殷商文明相颉颃,是当时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文明高地。而从秦汉置郡设县后,兴水利,促灌溉,广汉即号称 “绵雒浸”,富庶而美丽,成为蜀中天府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其后唐宋以迄明清,成都平原较少受到战乱兵燹影响,社会经济亦得以平稳的发展。而此一时期,广汉虽不再是蜀地的经济文化中心,但仍然不减繁荣。也正是广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经济,才留下了众多极具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让今天的我们得以感受广汉厚重的文化底蕴,一睹我们祖先智慧的光芒。当然,说到文物,令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神异奇秘,诡谲精怪而光彩夺目的三星堆青铜器。而广汉数千年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以三星堆文物为代表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奇珍,不仅勾勒出广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绚丽图景,更是广汉城市数千年沧桑发展史的见证。本文即以时代为序,述广汉古代文物艺术之崖略,冀能有益于读者。

要认识和了解广汉古代的文物艺术,无疑还得从先秦时期的三星堆文物说起。

应该说,商周时期艺术的突出代表,是满饰以饕餮纹为代表的青铜艺术,其总体风格是狞厉而壮美的,亦即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狞厉之美”。但这一时期的广汉三星堆青铜艺术却是奇秘而苍浑的,彰显出独特的个性,昭示出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雄伟壮观、通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伟岸庄严、通高2.62米的青铜立人像,流光溢彩、长达1.42米的金杖,以及数十件青铜面具和青铜人头像,俱形体硕大,神奇精美,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其在造型上多以人本身或实际的和想象的动植物形象为原型,极尽变形夸张之能事。如青铜面具、人头像、人身鸟爪形足人像、兽首冠人像、神树等等,简直匪夷所思。即便与中原商王朝风格一致的青铜礼器尊、罍,也是流行以夔龙纹、勾云纹、鸟纹、太阳纹为主体的纹饰装饰,给人以壮美、威严而又神秘的感觉。可以说,三星堆青铜器群是古蜀国早期雕塑工艺的集中表现,是古代科技与艺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是世界上同期古文化遗存中少有的精品,堪称古代人类艺术的杰作

而三星堆文物所蕴含的这种奇秘苍浑的艺术精神,影响了先秦时期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艺术走势。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流行的如铜钺、铜矛、铜剑、铜戈等巴蜀兵器以及巴蜀印章上那些神秘的符号,应该就是三星堆艺术精神的延续。如广汉文管所收藏的心手纹铜矛、虎纹柳叶刃铜矛、兽面柳叶刃铜矛、心手纹柳叶形铜剑等,其上都饰有这种性质的巴蜀符号。

不仅如此,先秦时期的广汉艺术还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商周时期,三星堆文化作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代表,在中国文明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三星堆文物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夏商时期方国并存、文化各异的社会生活画卷,为研究中国早期宗教信仰、祭祀礼仪和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真实的物证。其所反映出的古蜀人对天地、自然神祗和祖先的崇拜与祭祀是一种神巫文化的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早期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朴素的宗教情感。而持璋铜人像、顶尊跪坐人像更为研究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教信念和祭祀礼仪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但是,古蜀国并非是如李白《蜀道难》所浩叹的那样“不与秦塞通人烟”,而是与周边文化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交流和往来。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很多青铜艺术品,都明显有着三星堆文化影响。而三星堆文物中的铜牌饰、铜尊、铜罍等,又明显与中原文化有着关系。特别是三星堆文物中的黄金面罩、金杖等,则体现出古埃及、迈锡尼文明的某些特征,深刻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关系,对研究古代欧亚文明交流有着重要意义。李学勤先生指出,“应该把三星堆放在整个欧亚大陆来考察”,正是指明了三星堆文物反映出的与中国南方广大地区乃至西亚文明交流的重大历史信息及其意义所在,这就表明,广汉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与中国其它文化及世界文化交流的区域中心。

广汉市文物管理所收藏的一件青铜尊也颇具内涵。此件铜尊19859月出土于广汉雒城镇西门外西康路,器形与觚相近,器底有一“ ”铭文,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器属于商代,并将铭文释为“朁”字,与“潜”字通,《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国以“江、潜、绵、雒为池泽”,则此铜尊铭文上的“朁”字,很可能就是指潜水,那么这件铜尊对于研究广汉及其周边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价值便不言而喻了。

秦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虽致力经营巴蜀,但国祚短促。至汉代中兴,独尊儒术,“厚人伦,美教化”,使得经济发展,文化繁兴,汉代的人文精神遂得以充分的融入于艺术创造之中。而由于汉代在全国置九大工官,并设广汉郡工官于雒县,广汉在社会经济乃至文化艺术领域便占据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广汉郡工官主产的铜器、金银器、漆器等极为精美,行销全国,存世的各类文物艺术品也极为丰富。《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录有三把广汉郡工官主治的湅金马书刀,其中一件铸铭为“永元十六年广汉郡工官卅湅□□□□□□□□史成长荆守丞熹主。” 贵州清镇平坝出土一件西汉晚期的耳杯,铭文曰:“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氵月画工黄耳培。容一升十六龠。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氵月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20015月,在广汉北外乡又出土一件铜行灯,浅圆灯盘,平底直口,鸭舌状执柄,三鼎足附于灯盘外壁。通高4.5、灯盘高2.2、直径11.8、足高3.6、执柄长14.5厘米。执柄背面铸铭文两行,铭文为“竟宁元年□□辟兵为内者造铜行灯重二斤二两护武啬夫霸掾广汉主右丞赏守令尊护工卒史不禁省”。2007年,在广汉石亭江出土一件铁桥墩,重达1.38吨,其身面铸有“广汉郡雒江桥墩,重四十五石,太始元年造”十七字阳文篆书,笔意古朴厚重,正是汉篆高古朴茂的风格。而按西汉衡制,一石约31000克,四十五石为1395000克,即1.395吨,正与铁桥墩实测重量相合。据《汉书·地理志》载,广汉郡乃高祖时置,而太始为武帝年号,元年即公元前96年。也就是说,这一铸铭铁器距今已两千多年,而能保存如此完好,实为罕见。

从艺术史上看,汉代艺术是商周青铜艺术之后出现的又一座高峰。虽然汉代青铜艺术不再具有商周时期的狞厉壮美的气势,但青铜艺术、画像艺术和石刻艺术等交相辉映,体现出雄浑奔放的韵致。这种韵致亦即汉代艺术的一个总特征,就是强调雄浑之美,犹如汉赋,气象博大,和谐流美。广汉市文管所收藏有两株汉代青铜摇钱树,可谓是汉代造型艺术的典范。例如1983年四川广汉万福乡出土的一株摇钱树,通高1.52米。树座为红陶绿釉,饰天禄辟邪二神兽。全树由下至上共分六层,第一至第五层图案主四向横列大叶片,大叶片两面又装饰小叶片,呈立体状,图象为西王母、骑马、射箭、狩猎,蹲步射箭狩猎,伏案弹唱等人物及青龙、白虎等神兽;第六层四向横列狭长形单体叶片,叶片上则有西王母、青龙、白虎、舞伎和重层杂技人物等图案。树顶栖立朱雀一只,其嘴下有人物、虫以及兽等。这株摇钱树树杆挺直,枝繁叶茂,锈色新绿,较少杂色,通体透出古朴浑厚的气息。而整树形体高大,结构复杂,造型别致,刻画精准,图象之组合、布局尤为繁复。那展翅欲飞的朱雀,悬垂的灵猴,悠闲的羊、马,舞乐的人物,无不刻画得栩栩如生,生动传神。摇钱树从树座到单个的叶片再到整体布局,皆平衡停匀,好比一幅精美的绘画和书法,让人感受到一股振颤心灵的流动的气韵。这不就是王延寿在《鲁殿灵光赋》中所描绘的“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的奇妙景象吗?

汉代又是一个神仙充溢的时代,其雕塑和画像多状摹的天国仙界精灵神怪,并以其浪漫飘逸的气格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奇葩。有汉一代,广汉既为西南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其文化艺术亦蔚然可观,广汉文管所收藏的雕塑和画像艺术品可为代表。在雕塑方面,广汉文管所收藏有几件陶制摇钱树座,均为双范合模烧制而成,或彩绘、或施釉。其于图象的塑造,技法简练,形象生动,一般采用浅浮雕的雕塑方法,并辅以线刻,如广汉万福乡狮象村出土的摇钱树座,其上以浅浮雕塑造出天禄辟邪二神兽,二兽的毛发及其下的云气纹,则是以线刻的方式来表现的,线条洗练简约而能达其形神。而广汉连山崖墓出土的西王母天门树座则在器表施以彩绘,图像内容则分为三部分。上部中间为头戴高冠,双手笼袖的西王母。左为龙,右为虎,上面有二仙鸟。中间为高大的宫阙——天门,中间为二人,做作揖状。下部为象、鹿等神兽。整个画面构图生动,内容丰富,色彩绚丽,勾勒出一幅美好的天国画卷,令人神往。此外,连山杜家嘴崖墓出土的彩绘陶马、说唱俑、附耳听琴俑、庖厨俑、持铡俑、坐俑等,无不刻画细腻、逼真传神,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而汉代画像艺术分为画像石和画像砖两类,它们如同一幅幅生动逼真的画卷,不仅凸现出汉代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更蕴含着汉代人们的神性思维,是研究汉代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最为可靠的实物资料。在画像方面,广汉以画像砖为主。广汉文管所收藏的汉代画像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汉代画像的艺术特色。如放筏图画像砖,画面为一木筏,木筏下端为起伏的河岸,木筏上一人持竿划行,另一人单脚跪地,一脚前伸,似欲入水捕鱼。而水中则有鱼、龟、鱼鹰图像。左面岸上垂钓的一人则似正与木筏上的人交谈。整个画面所反映的就是当时渔猎、垂钓的生活场景,但却异常生动。又如收租图画像砖,画面左上刻一粮仓,右侧两辆马车拉至地主粮仓前缴租。下边一粮车已卸,马栓在树上,一人正从车上把粮往斗斛内倒入,车上另有一人正往下搬粮,粮仓前一人席地而坐,左手执数箸,正在筹算。整个画面的图景,简直把当时地主收租的场景展现得活灵活现。而月神图画像砖所反映的,则是汉代神话主题,整个画面为一个人首鸟身的羽人图像,羽人头上戴冠,腹部有一空心的圆,圆中浮雕蟾蜍、桂树。羽人周围还有三颗闪耀的星星。整幅画面虽很简洁,但却令人想到高旋于夜空的明月,想到月宫中化为蟾蜍的嫦娥和馨香四溢的桂树,你得思绪也在面对画面时飞扬起来。其它如燕集、辎车、二骑吏、百戏画像砖,亦各臻其妙,此不一一例举。这些画像砖,在雕刻技法上均采用浅浮雕、阴线刻,或是两者结合,相得益彰,构塑出生动而富于变化的各种场景图画。同时,这些画像砖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无论是市集庭院,或是生产宴乐,或者舞乐杂技,甚至神话传说,都能构图匀称,形象生动,你不得不钦佩汉代艺术家敏锐的艺术眼光和杰出的创造才能。

 



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其文化艺术,无论是书法绘画、诗歌文章,还是三彩陶瓷、佛陀造像,都充溢着一种富丽堂皇的盛世气象。但是应该说,在汉祚隳颓之后,经过魏晋短暂的士林尚雅之风,唐代的艺术已经脱离了商周秦汉的神鬼世界,虽佛陀盛行,而艺术的世俗化却不可避免。此一时期,广汉的艺术不再具有鲜明的个性,而是与整个社会完全趋于一致了。广汉历年发现的唐代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仍可窥见唐代艺术之一斑。1986年,广汉树林路出土两件唐代金带,一为素面,另一件则满饰精美的缠枝纹,中间间以十二生肖图像。整条金带布局巧妙,图案繁复精美,虽然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但从本质上说,已经是世俗化的艺术品了。同时发现的还有两件唐代金发梳,器体呈半月形,梳脊上弧,其上透刻有精美的花鸟和卷草图案,梳齿为数十条金丝。这同样是世俗化的产物,甚至可能就是日常生活中装饰发髻的用品。

但是,广汉发现的唐代艺术品不多,并不表明这一时期的广汉艺术有所衰退,而是各种原因所致。事实上,唐代广汉的人文可以说是汉代以后的一个高峰。特别是肃宗上元元年丞相房琯以陈涛斜兵败之故被贬为汉州刺史,于城西开凿西湖,事毕作《西湖既成》诗以抒忧抱:“高流缠峻隅,城下缅丘墟。决渠信浩荡,潭岛成江湖。结宇依回渚,水中信可居。三伏气不蒸,四达暑自徂。同人千里驾,邻国五马车。月出共登舟,风生随所如。举麾指极浦,欲极更盘纡。缭绕各殊致,夜尽情有余。遭乱意不开,即理还暂祛。安得长晤语,使我忧更除。”而这也是房琯存世的唯一一首诗。其后杜甫、李德裕、薛能、韦庄、陆游、魏了翁、司马光、苏辙、范成大、文同、赵抃、王士祯等历代著名诗人都先后到过广汉,或畅游西湖,或怀思房相,留下了四十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杜甫的《得房公池鹅》:“房相西亭鹅一群,眠沙泛浦白于云。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便是唐诗里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两宋艺术承唐代艺术世俗化的趋势,更接近于生活真实,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宋代的玉雕艺术。但两宋特别是南宋玉雕,多为传世品,有确切出土地点的并不多。19817月,广汉和兴联合7社出土一批南宋窖藏玉器,弥足珍贵。细审这批窖藏玉器,可征南宋玉雕鲜明的艺术风尚。其选料考究,技艺娴熟,在题材上则多取材于生活真实,透出清新的生活气息,重要的是这组玉雕琢镂精巧,重在意趣,在艺术风格上属于“有我之境”。而这正折射出南宋特定的社会及时代背景。如蟠螭纹带饰,器中部有一椭圆形孔,其上镂空,浮雕出二螭龙,螭首回顾相对,首尾相衔作嬉戏亲密状,惟妙惟肖,背面环雕出首尾相接二螭龙及卷云纹。整器构图主次分明,情趣横生。又如龟游荷叶带饰,整器为一片舒展的荷叶,叶上浮雕一龟,龟昂头摆尾,作爬行状,甚为生动形象。整器刻工精湛,构思巧妙。而婴戏玉坠采用镂空、透雕出持荷负囊,戏言耳语的二童子,憨然可爱,神情逼肖,简直就是一幅天然的生活图卷。还有童子玉坠,采用镂空及线刻手法透雕出一戏玩于莲花之间的孩童,无论是孩童神情衣着,还是莲花叶纹,都刻画得形象准确,栩栩如生。其它如缠枝莲华镂饰、云纹玉坠等,莫不如是。

而说到宋代艺术,瓷器无疑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广汉文管所虽收藏的宋代瓷器不多,但也甚有特色。如两件套影青开片瓷尊,直口有盖,上为蟹爪纹,通体为冰裂纹,瓷胎上刻莲花、荷叶和水波纹,整体看釉面酥光,润泽典雅。而从其中一件上还有清曾国藩题的 “宋哥窑开片尊,涤生得于金陵”看,这两件瓷尊背后应该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及其流传经历。20008月雒城镇南街基建工地宋墓出土的一件豆青瓷瓶,色泽莹润温和,形制简洁自然,很可能是地方名窑的代表作品。

不过宋代广汉的玉雕和瓷器在总的艺术风格上并无多少独到之处,而是完全与当时的社会相吻合。相较而言,倒是三彩陶瓷艺术更具四川地方特色。如198711月广汉市桂花街基建工地宋墓出土了一批三彩陶器,其中三彩陶楼房一件,楼为悬山式仿木结构一楼一底建筑,正脊圆弧,垂脊微弧,脊端卷头呈鱼,穿斗式屋架,前后门对穿,有框无扉,上层四周作单钩栏,四角立望柱,柱顶附加圆饼形柱头,望柱中间立钩栏蜀柱一根,蜀柱顶部内收呈工字形,钩栏下部竖格条式围栏。另有三彩釉陶武士俑二件,形制相同,俱为头带兜鍪,兜鍪顶上有焰状缨,两侧护耳高扬,横眉圆目,高鼻厚唇,嘴略上翘,庄严威武,身着紧袖服,外套鱼鳞片甲,腰裹兽面抱肚,束带,腰左右二侧佩以弓、矢,双手抚钺于腹前,足蹬云头靴立于座上,通体以绿、赭、黄三彩上釉,做工精致,造型准确。又如19779月广汉县南丰八大队五队宋墓出土的三彩陶厨炊俑, 整器造型为前为一方形炉灶,炉灶上放一盖釜,开灶门,门上有二孔,一俑,头戴帽,后披搭肩,身着短襦,下穿褶裙,右脚跪地,左脚曲蹲,左手扶地,右手握火筒置于嘴前,怒目鼓腮作吹火状,刻画生动,造型准确。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青铜冶铸在宋代已趋于衰落,青铜艺术也流为一种边缘艺术。尽管如此,从存世不多的宋代青铜器看,受艺术世俗化的影响,其青铜艺术也饶有趣致。这从广汉文管所收藏的几件宋代青铜器可以得到印证。如19798月广汉农药厂出土的一件龟鹤铜烛台,烛台座为一伸头摇尾,四肢伏地爬行的龟,龟背上有二圆穿,一鹤引颈垂尾立于龟背之上,嘴衔花瓣(烛台),双翅微张,一副怡然自得之相。整器造型龟鹤一体,妙趣天成,颇具匠心,恰如活灵活现的自然生态场景。又如198412月广汉东南乡跃龙三社瓦窑出土的一件云月铜镜,圆形的镜身下部是飞扬流动的卷云纹,镜的背面所铸图案则为传说中的月宫,简直就是彩云托月的形象写照。

艺术是不断发展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形式。明清时期,不仅瓷器、玉雕、金属器各具特色,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文人书画篆刻艺术繁兴并广为流传。

但是由于社会以及丧葬习俗变化等原因,明清时期名贵的瓷器、玉雕以及金属器等较少流散于民间,墓葬出土亦极少,故而地方收藏不多。偶有所获,其艺术也亦颇为可观。如广汉文管所收藏的一件明代金簪饰,金簪饰呈团花状,分上下二层,下层为表面衬底,上层较薄,錾刻各类花卉树叶图案,工艺繁复,錾刻细腻,是不可多得的一件艺术珍品。又如清牧牛铜熏炉,炉身为一卧牛,大犄角,牛竖耳张口,曲肢伏地,背开方孔,覆以弧形盖,盖上铸一撑头翘足的牧童。整器造型和谐巧妙,颇具生活情趣。

明代崇奉孔子,每年都要于文庙重礼献祭孔子,至清代,尊孔之风愈盛,各地大兴文庙,文庙祭器也成为明清代艺术一个新兴的别类。但经历十年浩劫,全国各地保留下来的完整的文庙祭器并不多。广汉文管所收藏的文庙祭器,便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套,弥足珍贵。这套祭器包括锡器、铜编钟、铁编磬各一组。锡器计有锡尊、锡簋、簠、锡甗、锡鉶、锡墩、锡爵、锡烛台、锡香筒、锡莲花灯等1069 件,大多形制规整,朴雅典重,与孔庙的庄严气氛相契合。中亦不乏造型生动者,如锡象尊,象张口露齿,长鼻前卷,就颇为形象,有的还有铭文,如一件锡莲花灯的盖上,就有“光绪壬午元旦圣庙制”九字铭文。铜编钟和铁编磬均较朴质,编钟身上部铸有“光绪辛已” 铭文,编磬上则有“光绪壬午仲春月”铭文,均为祭孔时实用器,铸造工艺略显粗糙。而由这些铭文可知,这套文庙祭器可能是光绪年间,专为广汉文庙祭孔而制。

明清以来,文人书画既广为流传,民间收藏亦多。广汉文管所即收藏有陈元素、顾复初、铁保、翁同和、王文治、郭尚先、李调元、黄云鹤、赵熙、杨春梯、龚晴皋、张怀泗、王嵩、谢无量、冯灌父等明清以至近现代名家的书画。书法中陈元素的稳健内秀、铁保的圆润流转、翁同和的开张大气、王文治的秀媚疏朗以及黄云鹄的隽雅秀逸、赵熙的恣肆挺秀,还有现代谢无量的闲逸清健,俱耐品鉴。而以陈元素、翁同和等人题米襄阳行书诗卷价值尤高。这一方面因为广汉文文管所收藏的《米芾行书诗卷》,虽为明仿,但前面翁同和题首和后面陈元素、高士奇、汤贻汾的跋均为真迹,对研究明清之际书画制假不无参照。另一方面则由于陈元素书法传世甚少,而其生平事迹也不甚详,故此题跋也是研究其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绘画中顾复初《月明松下房栊静山水图》安静祥和、杨春梯《小桥流水图》的雄浑苍劲、龚晴皋《水墨山水屏》的恣肆雄阔,皆各具气象。

但最能代表明清以来广汉书画艺术成就的,还是张怀泗、王嵩、冯灌父等本土书画家。

张怀泗1747~1847),汉州人,字环甫,号临川,晚号枣核老人,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举人,官顺天府宛平县令,因生性磊落,刚直不阿,罢官后退居乡里,安贫乐道,著书讲学,以至终老。著有《榴榆山馆诗钞》、《抱经堂今古文集》、《安西闻所闻》、《扬诗见所见》等三十余卷,并主修嘉庆《汉州志》四十卷。罗江李调元曾访其宅,题“兰花深处别开门,中有幽人自乐园”于其室壁,尚书汤敦甫使蜀,特书 “谈笑春风,精神秋月,文章余事,道德初心”相赠,俱可鉴其德操。张怀泗以书法名世,其书法融颜真卿的宽博和欧阳询的险劲于一体,更善于用竖画的钉头造险取势,可谓化腐朽为神奇。观其《临欧阳询行书条幅》,旨趣可见一斑。

王嵩,生卒年及事迹皆不详,清代画家,字申甫,广汉人。擅丹青,尤工花卉。所作花卉大多清雅耐品,一如其《花卉屏》之《瘦石梅花》题款所言:“梅取其清,石取其寿。”别有情致。

冯灌父(1884~1969,名骧,别号平园,广汉万福人。毕业于北洋陆军讲武堂,曾在军政界任要职。生前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冯灌父工于书画,国画更是山水、人物、花鸟兼善,深得时人推崇,张大千也毫不吝啬赞誉之词,说:“烟云烘染,人物线条,自愧不如灌父。” 广汉文管所收藏的一件《山水人物图》,技法娴熟,构图巧妙,极富生活情趣,可证张大千之言不虚。而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后,四川厅装饰的堂皇富丽的大型国画《天彭丹景》,也出于冯灌父手笔。

以上只是对广汉古代文物艺术一个简略的概说,远不是广汉古代艺术的全部。因为艺术所包含的品类是很庞杂的,而本文系为方便读者阅读《蜀风雒韵——广汉文物艺术精粹》一书所作,故诸如建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文学艺术等等,均未涉及,读者其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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