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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

 

邱登成(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南方丝绸之路或称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从成都平原出发,经由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东南亚、中亚、西亚的重要贸易通道。自20世纪80年代“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尤其是随着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及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学者们对南方丝绸之路所作的探讨也日趋深入,于其开通时代及其作用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虽异说仍多,但基本认定这条国际贸易通道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拟结合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对南方丝绸之路谈点粗浅的认识,未当之处,敬俟方家正讹。

一、三星堆古蜀国获取重要资源的途径

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发现以来,经过八十余年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特别是1986年夏秋之际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出土大批神奇精美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海贝和象牙,令世界震惊。其后又相继确认了东、西、南、三星堆和月亮湾城墙,证实三星堆遗址的核心部位是一座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古城。这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确证三星堆遗址就是商代晚期古蜀国的中心都邑,其独特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足以和中原殷商相颉颃。而既然三星堆古蜀国已经具备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强盛的国力,则必然以拥有和获取足够支撑其文明和国势的资源为前提,特别是自身所缺乏的重要资源。那么,那些重要资源是三星堆古蜀国所缺乏而必须由外地输入的呢?我们不妨从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来进行分析。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不在少数。据《三星堆祭祀坑》报告,三星堆一号祭海贝 “主要出自K1:258龙虎尊内,被火烧后全部化为碳化物,少数较完好,黑色,共62枚。另在K1:6铜头像内出土20枚,在 K1:11铜头像出土42枚。”二号祭祀坑出土海贝约4600枚,“其中3300枚较完整;……主要出自尊、罍。”经鉴定,这些海贝品种有货贝、虎斑贝和环纹货贝。另外,二号祭祀坑还出土了4件仿真海贝的铜贝,“三枚成套,上端有并联的三个环钮,环钮上各套有两扣链环。”[1],此外,1963年在月亮湾发掘出土的陶片上饰有两个贝纹[2]1980年在遗址内三星堆地点出土一件年代在三星堆二期文化略早的小平底罐,其肩部则塑有三枚海贝图像[3],另外一件陶盉,其三袋足裆部中间也分别饰有一枚海贝图像[4],三星堆遗址之后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还曾出土一枚玉贝[5]。考虑到两坑出土海贝均经过火烧损毁,则三星堆时期古蜀国拥有海贝的实际数量可能远远大于两坑出土的数量。这些情况表明,三星堆古蜀国不仅拥有大量的海贝,其使用也相当普遍,其主要功能虽是用于商品交欢的媒介——货币,但也用于器物装饰或制成其他质地的装饰物。问题是海贝多是深海产物,尤其是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6],再者,从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大多数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以便窜连,以及以青铜尊、罍等容器储藏等情况看,也都与云南出土海贝及其盛装方式颇为一致。而三星堆遗址所在地成都平原为内陆盆地腹心,去海甚远,则其所出大量海贝是通过某种渠道由印度洋北部地区输入,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论述,段渝先生在综合分析了中国西南地区出土来源于印度地区的海贝情况后,指出,“将这些出土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蜀身毒道。”[7] 按,身毒道最早见于《汉书·西南夷传》,乃是汉代对从四川通往古印度商贸路线的称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

除海贝而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13根,“均经火烧过,齿质已被破坏,多数破碎疏松,难以掘取和保存,少数经室内处理后保存下来。”二号祭祀坑67根,“均放于二号祭祀坑上层,放置杂乱,……部分象牙在入坑掩埋之前被火焚烧过。”二号坑还出土有象牙珠和象牙器残片。2000年发掘的仁胜墓地,还有用象牙随葬的现象。此外,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底座、兽首冠人像,都以大象为装饰,象牙无疑是古蜀国用于祭祀等重大礼仪的神圣物件[8]。关于这些象牙的来源,有学者根据《国语·楚语》“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山海经·中山经》“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多夔牛。”等记载,认为系巴蜀本地所产[9]。但即便如文献所载,巴蜀历史上曾经有象生活,但是否足以提供大量的象牙也颇令人怀疑,因为继三星堆遗址之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数量更为庞大,总重量超过1吨,所需提供象牙的象群数量可想而知。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古代成都平原产象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古地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固然森林茂密,长林丰草,然而沼泽甚多,自然地理环境并不适合象群的生存。”“除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遗址外,没有一处发现大象的遗骸、遗骨,更谈不上数十成百支象牙瘗埋一处。足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象牙必定不是原产于成都平原蜀之本土。”并进而联系印度河文明摩亨佐·达罗古城废墟内发现的繁荣的象牙加工业,认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而其间的交流媒介,正是与象牙一同埋藏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贝币。”[10]这或许才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引起世界震惊的是其神秘奇异的青铜雕像群和黄金制品,其中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有高达2.62米的青铜立人像以及连耳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此外还有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近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它们代表了古蜀文明的最高成就。据测定,这些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主要为锡和铅。那么,要铸造这些体型硕大、数量众多的青铜器,不仅需要大量的铜料,还需要相当数量的锡、铅等合金原料。四川盆地的龙门山系虽有铜矿,但商代开采甚少,难以提供铸造三星堆青铜器所需的原料,况且四川地区根本没有铸造青铜器所需的合金原料——锡和铅。而与四川相邻的云南,其东川、个旧等地富产铜、锡、铅矿石,开采也甚早,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殷周王朝的青铜器,其原料即主要来源于云南[11]。金正耀等对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坑出土青铜器进行大范围的实验研究,发现多数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均为低比值异常铅的矿料,应是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而这些含有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当出自滇东北地区。[12]

由上述可知,作为三星堆时期古蜀国重要资源的青铜合金原料、海贝和象牙都是由外地输入的,但人们不仅要问,三星堆古蜀国与这些物资的原产地都存在相当的距离,那又是靠什么手段获得这些物资的呢?

通常来说,上古时期的某个族群或某个国家要获得异族或异国的物资,不外三种途径:群落迁徙、战争掠夺和贸易交换。群落迁徙需要离开原来的生存空间,战争掠夺则需要有强大的国力和武力,但无论是群落迁徙还战争掠夺,都会因遭受到异族或异国的抵抗而难以为继,也就不大可能长期获取其资源。从民族学资料看,也未见三星堆时期蜀人大规模迁徙的迹象。再者,当时的滇区尚是丛尔蛮荒之地,生存环境远不及成都平原,则如非受到外族或敌国的强势入侵,蜀人完全没有理由仅仅为了获取铜矿等资源就举族迁徙而放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考古资料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蔚为大宗,却基本不见实用兵器,这似乎可以说明古蜀国不是一个依赖武力强势扩张的,文献中也不见夏商时期蜀与滇区各民族兵戈往来的点滴记载,这与中原殷商王朝大肆征伐他族的行径判然有别。也就是说,群落迁徙和战争掠夺都不是三星堆古蜀国获取上述主要物资的手段。而贸易交换是为了互通有无,能使双方互惠互利,避免了彼此间的敌视和血腥杀伐,所以能够长久稳定地持续进行。很显然,贸易交换才是三星堆古蜀国获取异族和异国物资的重要手段。古蜀国正是通过交换获得了大量海贝并将之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以获取铜、锡、铅等青铜原料和象牙等重要物资,进而集聚起了足以支撑这个国度并促使其文明走向高度繁盛的财富。

   二、三星堆古蜀国物资输出

既然贸易交换乃是三星堆古蜀国获取重要物资的主要途径,而贸易又是为了互通有无,则有输入就必然有所输出。那古蜀国输出的物资又主要是什么呢?

种种情况表明,三星堆古蜀国向外输出的主要物资就是蜀地盛产的丝绸。

中国是丝绸之国,夏鼐先生认为中国的丝绸织造在商周时期就已达到相当水平[13]事实上,中国的桑蚕业起源可能更早,大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具备一定水平,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半个茧壳[14]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由家蚕丝织成的绢片、丝带和丝线[15]以及在河南荥阳县青台村、山西芮城西王村、河北正杨庄等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蚕丝类丝织物或与蚕有关的遗物便是明证。而商代晚期妇好墓出土的铜器上粘附的纺织品残片[16],正印证了夏鼐先生的论断。从文献记载看,最早发明养蚕的人叫西陵氏,也就是嫘祖。《路史·后纪五》记黄帝“命西陵氏劝蚕稼。”注:“《皇图要览》云:‘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故淮南王《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西陵氏遂因劝民蚕桑而被后世奉为蚕神。

蜀地自古就是丝绸的重要源产地。《华阳国志·蜀志》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段玉裁在《荣县志》中说:“蜀以蚕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又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即是说蜀人先祖蚕丛教民蚕桑并最终得以称王的事,而蜀人的第一代王竟以蚕名,足以说明蜀地蚕桑业兴起时间之早。无独有偶,被奉为蚕神的嫘祖,相传即是四川盐亭人。《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唐司马贞索引云:“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华阳国志·蜀志》称:蜀之为邦,……媾姻则黄帝婚其族,也分明记载了黄帝与嫘祖联姻的事实。盐亭境内至今有嫘祖陵、嫘祖穴、嫘祖坪、嫘祖山、嫘祖坝、嫘祖坟、嫘祖庙、轩辕坡、嫘祖井、先蚕楼、先蚕塔、嫘宫山、嫘姑十二峰、西陵垭、西陵山、西陵寺等反映嫘祖文化的遗迹。蜀地还有关于蚕女救父的古老传说,蚕女即马头娘,明曹学诠《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蚕女者,当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各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遂相侵噬。广汉之墟,有人为邻士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其女思父,语焉:若得父归,吾将嫁汝。马遂迎父归。乃父不欲践言,马跄嘶不。父杀之,曝皮于庖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见皮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 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四: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 每岁祈蚕者云集,蜀之风俗,塑女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焉。由此也可见古蜀先民从事蚕桑之盛蚕桑养殖业的兴盛,也自然带动丝织业走向发达。而无论是蚕丛、嫘祖还是蚕女传说,其时代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而结合黄帝嫘祖联姻的文献记载看,中原地区夏商时期蚕桑业的兴起也很可能是由受蜀地传入或影响所致。但因四川地区潮湿的气候和土壤,蚕茧和丝绸的保存环境没有中原地区好,故至今未有新石器时代至殷商时期的实物发现。

但能否以此怀疑夏商时期四川地区丝织业已具相当发展水平的事实呢?我们认为不能。因为虽然四川地区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蚕茧或丝绸实物,但考古旁证资料却不少。首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纺纱织线的工具——纺轮不在少数,仅1980-1981年在遗址内三星堆地点就出土了18件陶纺轮和14件石纺轮[17],而三星堆遗址历年所出陶器,其上还有表现编织、织布的方格纹和网纹,还有一些图案精美的印文[18]。但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立人上衣下裳,里外共三层,衣裳繁纹满饰,纹样构图考究,对称工整,已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如王孖、王亚蓉认为, 立人身着的中衣双袖右衽,鸡心领,领口较大,为前后双鸡心形;袖窄,半臂或长至腕端,绣作黼黻文(或属内衣)”[19] 按,所谓黼黻,本是指古代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也指古代帝王和高官所穿的绣有纹饰华美的礼服。《淮南子·说林训》:黼黻之美,在於杼轴。高诱注:白与黑为黼,青与赤为黻,皆文衣也。王仁湘则认为,立人所着的华美的四龙外衣即是文献记载中帝王身着的衮衣。《说文》:“衮,天子享先王。且言衮衣上的卷龙绣于下裳,龙形蟠曲向上。”《周礼·司服》也云:“王之吉服,享先王则衮冕。”又《诗·豳风·九罭》:“我觏之子,衮衣绣裳。”如此看来,立人衣冠正是绣有卷龙之吉服,是为衮衣绣裳。[20]还有学者认为立人像所着最外层为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即显示出蜀锦和蜀绣的特征[21]可见诸家所论是一致的,均认为立人像所着华美的服饰应该就是蜀锦蜀绣一类丝织物。另外,宝鸡弓鱼国墓还发现有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研究者认为“这些丝织品其实就是古蜀丝绸和蜀绣[22]。可以说,正是古蜀国丝绸业的兴盛繁荣和不断发展,才使蜀中丝绸名满天下,以至后来达到 “黄润细布,一筒数金”[23]为世所贵。

中国很早就向域外输出丝绸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外学者所论甚富,无需一一例举。所要言者,唯古代蜀国蚕丝业出现既早,又很发达,足以提供可供长期输出的丝织品,而丝绸作为一种名贵的商品,既轻便,在长途运输中也不易损耗。正因为此,蜀地才成为最早向域外大量输出丝绸的地区之一,而输出的路径,就是通常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对此,季羡林先生很早就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24]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的一座堡垒内曾出土大量中国丝绸,据研究,这批丝绸即是经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转运到中亚的蜀国丝绸[25]法国学者戈岱斯(George Cœdès)还根据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诗人对中国丝绸生产与贩卖情况的记述,认为这些丝绸很有可能是古代中国从大夏等地经印度河流域再到西方的。[26]这种情况正可与《史记大宛列传》所记张骞于大夏看见古蜀国筇杖、蜀布等货物的情况相印证。饶宗颐先生还曾谈到殷墟甲骨文中和其他一些器物上一个与哈拉帕印文和埃及象形文字中相似的 “束丝形”符号,并指出:“这个字的字形,也就是从束丝的。从比较古文字学来说,这个束丝形的符号是最值得注意的。”[27]业师何崝先生认为,这个“束丝形”符号表示的物事“并非只像一束丝,而是像几束丝捆扎在一起的形状,故应是一捆丝”,并且中国与印度河谷地带进行蚕丝贸易的商道“经过了三星堆文化所在的蜀地”[28]。那么,蜀地的丝绸很早就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输往南亚、中亚后,还通过印度河流域进一步输往西方的地中海甚至埃及等地,就毫不足怪了。已有学者考证指出,支那这一名称的来源即与古蜀和丝绸输出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也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29]。而且,考虑到三星堆遗址二期略早时候已将海贝图像用于小平底罐的装饰,则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很可能就是三星堆古蜀国最早用丝绸从印度北部地区交换来的物事。

三、三星堆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

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命名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一般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年代约当龙山文化时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文化面貌上与二期差别较大,该期生产工具多为小型磨制石器,以斧、锛、凿为主,并出现了璧、环、锥、珠等小型玉质礼器,陶器器型与纹饰复杂多样,以翻领器、宽沿器、盘口器、花边口器、镂孔圈足器及平底器为主,是为三星堆文化的草创期。二期文化系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发展而来,年代上与中原夏文化大致相当,文化面貌仍以土著文化因素为主,陶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把勺等典型器,其余还有高领罐、盉、圈足盘等,在文化面貌上自成序列;玉石器则以制作精美、形制多样的璧、璋、戈等礼器最为常见,此外还有玉琮、玉锥形器、玉泡形器等。这一时期是三星堆文化的发展期。三期文化直接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文化演变而来,年代上与中原殷商文化相若,文化面貌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除陶器和玉石器外,出现大量奇异精绝、形体硕大的青铜雕像和黄金制品。这一时期是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期。四期文化系直接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文化演变而来,主要以尖底器、高领器、高柄灯形器、矮圈足器等蜀式陶器群最具特色,年代上与商末周初至春秋早中期相对应这一时期是三星堆文化的衰落期。

通常来说,在远古时代,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与异质文化发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群落迁徙、战争和贸易来实现的,三星堆文化亦不例外。三星堆二期文化中,袋足封顶大浅盘、柄部有镂孔和突棱的高柄豆,都与中原二里头的很相似。玉石器中的玉璋、玉戈、玉圭等也不乏与二里头文化相似者,1987年,在三星堆遗址中心区域的“仓包包”出土的三件铜牌饰,更是只见于二里头和三星堆。这应该就是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交流的证据[30]。而1998在仁胜村墓地出土的玉锥形器、玉泡形器,又明显具有良渚文化因素。三星堆三期文化进入青铜文明并达到顶峰,但除了独具文化内涵的青铜雕像群、黄金制品外,还有中原殷商文化因素的尊、罍等青铜器出现,则三星堆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流无疑也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中原的夏商文化,还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都没能成为影响三星堆文化的主要因素。因为代表三星堆文化最高成就的青铜文明,是以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金杖和金面具等为代表的大宗的青铜雕像和黄金制品,而这些青铜雕像和黄金制品不见于古代中国其他任何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那么,三星堆文化中这些独特的文化因素又是与何种异质文化交流的结果呢?既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和黄金制品在国内难觅踪迹,那么把目光投向域外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学者们研究发现,崇尚雕像、以杖代表神权王权、使用金面具等,本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希腊文明普遍的文化特征,但古代埃及和希腊与古代蜀国相距毕竟太过遥远,不大可能和古代蜀国发生直接的往来,而古代近东的两河流域在地理位置上与古代蜀国相对较近,联系到古代蜀国已经有通往缅甸、印度的贸易通道,则古蜀国与近东地区的接触和往来在客观上是可能存在的,故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群、金杖和金面罩系源于古代近东文明。[31]

前文已及,远古时期,一种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的交流途径有群落迁徙、战争和贸易,但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文化交流绝非今天意义上文化交流,无论是群落迁徙、战争还是贸易,其目的要么是为了获得新的生存空间,要么是为了获取异族异地的物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远古时期的文化交流都不是主动进行的,而只是群落迁徙、战争和贸易的附着物。而如前面所述,群落迁徙与战争掠夺很难保证能够长久稳定地获取异族异地的物质,则通过这两种途径实现的文化交流也同样难以持续的进行。那么很显然,贸易既是保证双方获利的途径而能够长期稳定的进行,则由此带来的文化交流也自然可以长期持续地发生。

事实上,三星堆文化与域外异质文化的交流情况正是如此。

古代蜀国地处四川盆地,四周群山叠嶂,高原绵亘,峡谷幽深,河流险急,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盆地的内外交通。但崇山峻岭之间,可资利用的天然通道尚存,主要有东线、北线和南线三条:从盆地东缘经长江三峡可与长江中下游取得联系,从盆地北部边缘翻越秦岭可与中原地区相通,向南沿川西高原边沿河谷,可达云南以及南亚、东南亚等地。古代蜀国就是通过这些天然通道与外界长期保持着联系,并由此与中原夏商文化、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文化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交流。

从考古资料看,三星堆一期文化尚属土著文化,与外界甚少发生接触。而二期文化中出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和良渚文化因素,表明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有了一些文化上的联系,但这一时期,三星堆遗址除1987年在“仓包包”出土的三件铜牌饰外,青铜文明了无迹象。但到了三期文化,青铜文明却突然出现并达到顶峰,虽说其中有中原殷商文化的因素,但青铜文明的主体却更多显现出近东西亚文明的特征。这表明三星堆文化通过南线与域外文化发生的交流,要比通过其他两条线路进行的文化交流要频繁和持久得多,所受的影响也更为巨大。其原因何在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得从贸易说起。众所周知,足够的商品、便利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是贸易尤其是远程较大规模贸易必须具备的条件,而输出的商品应该是自己富有且为对方缺乏、需要的物质,交通和运输工具则在一定程度上受环境因素的制约。前文已及,古蜀国蚕桑业发达,盛产名贵的丝绸,并很早就输往域外。但问题是古代中国包括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其他地区也出产丝绸并作为向外输出的主要物资,古蜀国需要的海贝、象牙以及青铜合金原料等重要物资,中原地区同样缺乏,则彼此之间的需求难以大范围的互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蜀国与这些地区之间较大规模贸易的开展。从交通和运输来说,鉴于古蜀国与外界联系的通道都很险峻,江河落差大,水流险急,车子一类路上运输工具和船只等水上运输工具都难以使用,运输货物只能依赖人力背负和牲畜驮负,事实上,迄今为止,考古中也未发现有夏商时期古蜀国使用车子和船只的资料,这在客观上阻碍了古蜀国与中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贸易。再者,古蜀国从草创发展到鼎盛阶段,与中原夏商王朝相较,其国势究竟是处于弱势的,从殷墟甲骨文“征蜀”、“至蜀”、“伐蜀”等记载看,古蜀国甚至时常面临着来自中原王朝的强势欺凌,若与其贸易,是很难保证公平进行的。

相较北线和东线所受的制约,南线情况则大为不同。首先,南方云南地区的青铜合金原料、印度、缅甸的海贝好象牙都是古蜀国所缺乏而又需要的物资,自己又盛产印缅及近东乃至西方需要的丝绸,这便具有了可供长期交换的物资。其次,南线虽然也是高山大川,路途艰险,但古代生活在川西高原西南地区的民族很早就发明了“筰桥”一类的交通工具,这一地区又盛产擅于在山地高原行走的筰马和牦牛,并且可能很早就开始利用它们驮运货物,这为长途运输提供了有利条件。再次,从考古资料看,整个三星堆时期,南方滇黔地区都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和古蜀国强势抗衡的文明,长途运输货物的安全性相对更有保障。所以后来张骞向汉武帝言及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蜀国的筇杖、蜀布等货物时,才会发出“从蜀宜径,又无寇”[32]的感叹。正是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古蜀国才得以通过南线长期开展较大规模的贸易并因之与域外的异质文化保持着频繁的交流。而且,古蜀国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域外地区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很可能还是直接而非间接进行的,因为不仅“三星堆的海贝,应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由印巴次大陆传入古蜀地区的青铜雕像和金杖等文化因素,也未在云南境内留下任何痕迹”[33]。如此可见,古蜀人当是在长期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中,接触并认同了印缅地区使用海贝、象牙的习俗和近东地区崇尚雕像、黄金权杖和黄金面具等文化因素并将其直接引入古蜀国,成为三星堆青铜文明的重要来源及其主体因素的重要构成部分。

不仅如此。从三星堆文化对广大南方地区的影响和传播看,也足以说明南方丝绸之路就是三星堆时期古蜀国对外联系的主线。比如,香港南丫岛大岗遗址出土和越南南部出土的牙璋,其“风格形制年代包括玉质都跟三星堆最为接近,一定是受到了三星堆的影响”[34]而晚于三星堆文化的滇文化也吸收了三星堆文化的若干因素[35],等等,均可为证。关于此,还可从文字学角度找到旁证。三星堆遗址虽然没有发现文字,但仍有8个陶器刻符刊布[36],其中竟有6个与饶宗颐先生《梵学集》所收录的印度河文明的图形文字相似,何崝先生分析后认为三星堆刻符很可能“在中国原始文化符号传播到印度河谷地带时起了桥梁的作用。”[37]我们认为,虽然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陶器刻符数量甚少,几为孤证,但考虑到三星堆海贝、象牙等从印度地区输入的物事以及大量输出的丝绸,则何崝先生推论存在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被排除的。

四、结语

从上面分析可知,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保持着同其他文明的联系和交流并不停地吸收这些异质文化的因素,而这是与其长期的贸易紧密相关的,其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就是作为早期西南地区连接印巴次大陆的国际交通贸易线——南方丝绸之路。通过这条国际贸易线,三星堆古蜀国在以丝绸换来自己所需的包括海贝、象牙、青铜合金原料等大量物资的同时,也较多地接触并吸纳了近东青铜文明中包括青铜雕像、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等重要元素,并因此创造出了自己独特而神秘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催生三星堆古蜀国青铜文明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同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及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对深入认识南方丝绸之路在古代中国与欧亚文明交流方面也不无重要意义。比如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年代,已有学者指出:“早在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便初步发展了与印度和东南亚大陆的陆上交通。”[38]即是说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就已开通。但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个时间可能还会更早。1980年在遗址内三星堆地点出土的一件肩部饰有海贝的小平底罐,其年代分期属于遗址二期文化略早阶段,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早期,饰有海贝的陶盉也属于遗址二期文化,这说明早在夏代,海贝就已经输入到了三星堆并被蜀人用作器物装饰图案,相应的,输入海贝的路线——南方丝绸之路亦应该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南方丝绸之路实际的开通年代比我们目前认识的要早得多,而且,随着三星堆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南方丝绸之路在古代亚洲以至欧亚大陆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应该把三星堆这样重要的、有相对独立起源的文化放在更大的考古文化背景里面来认识,放在更大的背景里来看,……应该把整个欧亚作为整体来看,而中间进行连锁的环节,就是过去所说的几条丝绸之路,而这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开发的,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即西南丝绸之路。而在西南丝绸之路这方面起着一个非常重要关键地位的,一定就是三星堆文化。”[39]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2] 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 资料由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提供。

[4] 同上。

[5]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4月。

[6] 熊永忠:《云南古代用贝试探》,《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概述》,《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

[7]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打印稿。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9] 江玉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11月。

[10]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打印稿。

[1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处:《科研情况简报》第6期,1983514日。

[12] 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5年第2期。

[13]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14]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北京。

[15]淅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12月,第1718页。

[17] 四川省文物管理文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8] 四川省文物管理文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19] 王孖、王亚蓉:《广汉出土青铜立人像服饰管见》,《文物》,1993年第9期。

[20] 王仁湘:《青铜高台立人像》(未刊稿)。

[21] 陈显丹:《论蜀绣蜀锦的起源》,《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22] 段渝:《渭水上游的古蜀文化因素》,载《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1602

页。

[23] 扬雄:《蜀都赋》,丛书集成初编本。

[24] 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25] 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

[26] []戈岱斯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2001年,第12页。

[27] 饶宗颐:《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8] 《商代文字来源缺失环节的域外觅踪——兼论三星堆器物刻符》,《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9] 参见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26162页。

[30] 肖先进、邱登成:《鲧、禹神话与三星堆遗址》,《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

[31]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94页。

[32]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33]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打印稿。

[34] 《李学勤先生谈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20064月李学勤先生在“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所作学术报告,杨浥新根据录音整理。

[35] 段渝:《三星堆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10月。

[36] 三星堆陶器刻符资料由三星堆遗址早期发掘者之一的林向先生提供。

[37] 何崝:《商代文字来源缺失环节的域外觅踪——兼论三星堆器物刻符》,《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8]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打印稿。

[39] 《李学勤先生谈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20064月李学勤先生在“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所作学术报告,杨浥新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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